在某一類情況下，愛不過是性本能以直接的性滿足為目的的對象貫注，當達到了這一目的時，這一貫注就消失了。這就是所謂一般的性感受。但是，正如我們所知，力比多的境況很少如此簡單。指望重新恢複剛剛消失了的需要，無疑是直接對性對象持續貫注的最初動力，也是在不動情的間歇期間“愛上”性對象的最初動力。
對於這方麵，必須補充另一個因素，它源自人的性生活所走過的特別顯著的發展過程。在其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通常到兒童五歲時結束。他在父母中的某一個身上發現了他愛的第一個對象，而他所要求滿足的所有性本能都被維係在這一對象上。隻是後來開始的壓抑迫使他放棄這些嬰兒性目的的大部分，並在他與其父母的關係中引起了深刻的改變。兒童仍然是與他父母相聯係，但卻是通過必須被描述為“其目的受抑製的”本能來聯係的。他從今以後對所愛的那些對象的感情，就具有了“情感性的”特征。眾所周知，這些早期的“性感”傾向或多或少仍然強烈地保持在潛意識中，以至於在某種意義上，整個源頭的傾向繼續存在著。正如在青春期，出現了新的非常強烈的直接指向性目的的衝動。在不利的情況下，它們以性感傾向的形式與持續存在的“情感的”傾向保持分離。於是在我們麵前呈現出這樣一幅圖景，它的兩個方麵都被某些文學流派如此得意地典型化。一個男人會對他深深崇拜的女人表現出癡情的迷戀，但這個女人不使他興奮以致發生性活動，他會隻是與他並不“愛”並且很少思念甚至看不起的女人交往。然而更常見的是，青年人成功地在非性感的、神聖的愛和性感、世俗的愛之間產生了某種程度的綜合，他與其性對象的關係具有了未抑製的本能和其目的受抑製的本能相互作用的特征。任何人所愛的深度——與他純粹性感的欲望相比較，可以通過由目的受抑製的情感本能所包含的多少來加以測定。
就愛這個問題而言，我們總是為性估價過高的現象感到吃驚，也就是這樣一個事實：被愛的對象享有某種程度上的免受挑剔，其所有特征比沒有被愛的人或者比他本人還沒有被愛的時候，都評價得高些。如果性感的衝動或多或少有效地被壓抑或被阻止，那麼產生的感覺就是，將按其精神上的優點從性感上愛上這個對象，然而恰恰相反，這些優點實際上僅僅是靠其性感上的魅力而被賦予這個對象的。
在這方麵使判斷失誤的傾向是理想化的傾向。但是現在更容易發現我們的方位。我們看到，對待對象與對待自我方式是一樣的。當我們處於愛的狀態時，相當的自戀力比多溢到了該對象上，甚至在許多愛的選擇形式中，該對象起著代替我們自己的某種未達到自我理想的作用。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愛它，是因為為了自我所努力追求的完善性。我們以這種迂回的方式作為取得滿足我們自戀的手段。
如果這種性估價過高和愛進一步增加，那麼對這幅圖景的解釋就更是變得準確無誤。那種傾向是直接指向性滿足的衝動，現在可能完全處於次要地位，正如年輕人的熾熱情感經常發生的那樣：自我變得愈益謙卑，對象則變得愈益高貴，直到它最後占據自我的整個自愛，這樣，其自我犧牲就作為自然的後果而出現。可以這樣說，這個對象耗盡了這個自我。謙讓、限製自戀和自我傷害這些特點，出現在愛的每一場合，在極端的場合中，它們隻是被強化，作為抵消性感要求的結果，它們仍然是處於至高無上的權威中。
這特別容易發生在不愉快的和不能得到滿足的愛中。因為不管怎樣，每一次性的滿足總是涉及到性估價過高的降低。同時伴隨自我對該對象的“奉獻”——與對抽象觀念的崇高奉獻不再有別，歸諸自我理想的這種功能完全不再起作用了。由這種動因所激發的批判也沉默了。該對象所做和要求的一切都是無可指責的。良心也不適用於為該對象而做的任何事情。在這盲目的愛中，冷酷無情達到了犯罪的程度。整個狀況完全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該對象被置於自我理想的地位上。
現在確定認同作用和諸如可以被描述為“著迷”或“屈服”的愛的極端發展之間的差別就容易了。在認同作用情況下，自我用對象的特性豐富自己，它把對象“內向投射”於自己，正如費倫茨（在1909年）所表達的那樣。而在愛的極端發展情況下，自我是貧乏的，它使自己屈從於對象，它用對象取代自己最重要的部分。然而，更細密的考慮即刻清楚表明：這種解釋製造出並不真實存在的對比錯覺。簡單地說，不存在貧乏或豐富的問題。甚至把愛的極端情況描述為自我把對象內向投射於自身這樣一種狀態，也是可能的。另一區分也許更好地適於發現事情的本質。在認同作用情況下，對象喪失或被放棄了，然後它在自我內部再次建立起來，仿效失去了的對象，自我本身又發生了部分的改變。在另一種情況下，對象被保留，通過並以自我為代價出現了對對象的過度貫注。但這裏再次出現了困難。可以斷定，認同作用以放棄對象貫注為前提嗎？當對象被保留時就不能存在認同作用嗎？在我們著手討論這個微妙的問題之前，已經開始使我們漸漸明白：還有另一種選擇把握事情的真正本質，即對象被置於自我還是被置於理想的地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