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41章 特殊群體(1 / 2)

從我們對各種形態的群體所知的東西中可以回想起,區分不同類型的群體和它們相反的發展路線,這是可能的。有非常短暫的群體,也有持續甚為長久的群體;有同質的群體——由同一類型的個人所組成,也有異質的群體;有自然形成的群體,也有人為的群體——需要外部的力量使人們集合在一起;有原始的群體,也有具有確定結構的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但是因仍須解釋的各種理由,我們願意特別強調一下該主題的作者們往往忽略的一個區分:我是指在無領袖的群體和有領袖的群體之間的區分。與通常的做法完全不同,我們不選擇相對簡單的群體形式作為我們的出發點,而是從高度組織化的、持續存在的和人為形成的群體出發。這種群體結構最有趣的例子是教會、信徒團體和軍隊。

一個教會和一支軍隊就是人為形成的群體,也就是說,需要某種外部力量使它們免於解體,並阻止其結構的改變。通常,就一個人是否想要加入這樣一個群體而論,是沒有商量或選擇餘地的。任何離開群體的企圖,通常會遭到迫害,或嚴厲懲罰,要不就給群體附加十分明確的條件。不過,探尋這些團體為什麼需要這種特別的保護措施問題,完全不在我們此刻的興趣之內。我們隻被一種情形吸引,即從以上述方式防止解體的高度組織化的群體中十分清楚地觀察到某些事實,而這些事實在其他場合中是深深被隱藏著的。

在一個教會以及在一支軍隊中——無論二者在其他方麵可能多麼不同,有一個首領這同一幻覺對他們都有效——在天主教會中是基督、在軍隊中是司令——這一首領平等地愛該群體中的所有個體,一切事情都依賴於這一幻覺。如果它被丟棄了,隻要外部力量允許的話,那麼教會和軍隊都會解體。基督專門闡明過這種平等的愛:“如果你略微冒犯了我的兄弟,那你就是冒犯了我。”對於該信徒團體的個體成員來說,基督處於仁慈長兄關係的地位,他是他們的替代父親,對個體施加的所有要求都源於基督的這種愛。教會貫穿著一種民主傾向,因為特別的理由是在基督麵前人人平等,每人都平等地享有他的愛。基督教團體和家庭之間的相似性形成了,信徒們以基督的名義互稱弟兄,也就是說,通過基督對他們所施的愛而成為弟兄。毫無疑問,把每一個體與基督連接起來的紐帶,也就是把他們彼此連接起來的紐帶的原因。同樣情況也適用於軍隊。司令是一個父親,他平等地愛所有士兵,因此,他們彼此成為同誌。軍隊在結構上不同於由一係列這樣的群體組成的教會。每一個指揮官似乎就是他所屬軍團的司令和父親,甚至班裏的每一個士兵也是如此。的確,在教會中也建立了相似的等級係統,但從群體原則上看,它在教會中不起同樣的作用。因為基督比人間的司令官對個人更理解、更關懷。

關於軍隊的力比多結構的這種理解恰好會遭到反駁。其反駁的根據是,像人們的祖國、民族的榮譽等那樣的觀念——它們在組合軍隊過程中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概念中沒有地位。我們的回答是,這是群體聯係的不同例子,而不再是這樣一種簡單的例子。因為偉大將軍像愷撒、華倫斯泰或拿破侖的例子表明,這樣的觀念對一支軍隊的存在並不是不可缺少的。我們此刻將觸及主導觀念,替代一個領袖的可能性以及二者之間的關係。忽視軍隊中的這種力比多因素——即使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不僅是理論上的疏忽,而且也有實際上的危害。正像日耳曼科學那樣非心理學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可能不得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到這種結果。我們知道,劫掠德國軍隊的戰爭神經症,被認為是個人對要求他在軍隊中起作用的一種反抗。根據西麥爾的意見,可以認為這些人被他們的上司虐待是這種疾病發生的主要動因。如果在這一點上力比多要求的重要性被更好地估價,那麼“美國總統的十四點”幻想性允諾也許不會如此輕易地被相信,而德國領袖手中的名聲赫赫的工具也不會崩潰了。

我們將會注意到,在這兩種人為的群體中,每一個人通過力比多一方麵與領袖(基督,司令)聯係起來,另一方麵與群體的其他成員聯係起來。這兩種聯係怎樣彼此關聯起來,它們是否屬於同一類型和同樣的價值,怎樣從心理學上描述它們——這些問題必須留待以後探究。但我們現在要冒險地適當責備一下早期的作者們,因為他們沒有充分地估價群體心理中領袖的重要性,而我們選擇這個問題,作為研究的第一個主題使我們處於更有利的地位。看起來,似乎我們在走向解釋群體心理的主要現象——在群體中個人缺乏自由——的正確道路上。如果每一個人在兩個方向上被這種強烈的情感聯係關聯起來,那麼我們將毫無困難地把在他人格中觀察到的改變和限製歸結為這種情境。

作為同樣效應——群體的本質就在於它自身存在的力比多聯係——的一種暗示,也將在恐慌現象中得以發現,這種現象在軍事群體中得到了最好的研究。一旦這類群體解體,便會出現恐慌。其特征是,沒有一個人還聽從上級發出的命令,每個人僅熱切關心他自己的利益,不對別人做任何考慮,相互之間的聯係不複存在,一種巨大的、無謂的恐懼釋放出來了。在這點上,有人自然會作出反駁說,事情正好相反。恐懼發展得如此之大,以致可以不顧所有聯係和不考慮別人的所有感情,麥獨孤甚至使用恐慌(雖然不是軍事的恐慌)作為他極為強調的靠感染(原始誘導)強化情感的典型例子。但這種理性的解釋方法仍然是完全不恰當的。需要解釋的問題正是,為什麼恐怖會變得如此巨大。危險之大不會構成其原因,因為現在陷入恐慌的同一軍隊,先前完全成功地應付了同樣大或更大的危險。就恐慌的真正本質來說,它與受到威脅的危險沒有關係,它常常在最微不足道的場合爆發。如果一個處於驚慌恐怖中的人開始隻熱切關心他自己的權益,那麼他這樣做就證明了這一事實:已不再存在情感聯係了。既然他現在獨自麵臨危險,他肯定把危險想得嚴重些。因而事實是,驚慌恐怖是以群體力比多結構的鬆弛為前提的,是以合理的方式對這種鬆弛做出的反應。而相反的觀點——由於麵臨危險感到恐怖而摧毀了群體的力比多聯係——則可以被拒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