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就容易解釋，安慰性的保證和嚴格的道德要求是如何與宇宙起源論結合起來的。兒童把自己的存在歸之於與父親具有相同特點的人，此人也在兒童弱小和無助的狀態中向他們提供保護和監護。由於兒童麵臨著潛伏在外部世界的一切危險，所以他在父親的保護下感到安全。當然，他知道，當一個人自己長大了，他就會擁有更大的力量，對生活中的危險的認識也變得更深了。他正確地斷言，從根本上講，他仍然像童年時一樣無助和無法自我保護，麵對世界，他還是一個孩子。因此，沒有像在童年時代享受到的那種保護，他什麼也幹不成。不過他很早就認識到，父親的能力極為有限，並不具備所有優秀特征。因此，他又返回到那個早在童年時給予甚高評價的狀態，把記憶中的父親形象抬高成一個神靈，並使之成為某種當代的和真實的東西。這種記憶中的父親的強大力量和要求保護的執著性，一起支撐著他對神的信仰。
宗教綱領的第三個主要方麵即道德要求，也很容易符合這種兒童狀況。康德的著名論斷，他一直把星空與我們的道德規則相提並論。這種並列聽起來是多麼的奇怪啊！因為，天體與關於人類生靈間是彼此熱愛還是彼此殘殺的問題，有著什麼關係呢？然而，它到底還是觸及到了一個重要的心理學真理。給予兒童生命和保證兒童避開危險的父親（或父母親職能），也教導他應該和不應該做什麼，教導他必須習慣於限製自己的本能性欲望，並使他明白，如果想成為家庭中和更大的社交圈中可被接受和受歡迎的成員，他就應該更加關心自己的父母、兄弟和姐妹。通過愛的獎懲體係，兒童受到教育，並從而認識到自己的社會職責。他被告知，其生活中的安全感依賴於父母愛他以及他也愛他們。所有這些關係向來都被人原封不動地引入其宗教中。父母的告誡和要求作為一種道德意識，在他身上保留下來。借助於這種相同的獎懲體係，上帝統治著人的世界，分配給個人的保護及幸福的數量，取決於他滿足道德需要的情形。他對上帝的愛和為上帝所愛的意識，是他的生活安全感的基石，他被這種愛及意識武裝起來，得以抵禦來自外部世界和人類環境的危險。最後，在祈禱中，他確信自己直接影響了神的意誌，並在這種影響下分享著神的全能。
宗教的宇宙觀取決於我們童年時的狀況。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一點就更值得注意：盡管這個宇宙觀仍具幼稚性，但它還是一個先驅。毫無疑問，人類曆史上有過一個沒有宗教、沒有神靈的時期，它被稱為泛靈論階段。那時世界充斥著類似於人的精神存在物——我們稱之為“魔鬼”。外部世界的所有物體都是它們的棲息之地，或者可以說等同於它們的住所。但並不存在某種更卓越的勢力，創造了所有的魔鬼，隨後又統率著它們，並不存在這種人類能夠向其請求保護和幫助的勢力。盡管泛靈論中的魔鬼大多對人類持敵對態度，但人類那時似乎比後來更自信。他們肯定常常處於一種對這些邪惡精靈的極度恐懼之中，但他們卻以種種行動來對付它們，保護自己。即便撇開這點不談，他們也並不認為自己沒有抵禦能力。如果要向大自然企求某些東西——如企求降雨——他們並不直接向天氣之神做祈告，而是做些法術動作，以期直接影響大自然：他們自己完成與降雨相似的事情。在與周圍環境的各種力量作鬥爭中，他們的第一個武器就是“法術”——現代技術的鼻祖。據猜測，我們對法術的仰賴來自於對自己的理智作用的高估，以及對“思想萬能”的崇拜。我們可以猜想，當時的人類特別對他們在語言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而這種成就中肯定伴隨著思維的重大發展。他們認為法術的力量產生於辭彙。這個特征後來被宗教所繼承。“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而且他們的法術行動的事實表明，泛靈論時期的人並不僅僅相信他們的願望的力量，他們更期望的是采取這一行動的結果，這個結果可促使大自然模仿該行動之力。如果他們企求降雨，他們就自己潑水；如果想讓土地果實累累，他們就在田間對土地演示戲劇性的性交行為。
任何事物一旦在精神上得到了體現，就不易消失了，所以如果聽說許多泛靈論的話語一直保留至今，人們也不會感到驚訝。更有甚者，幾乎沒法否認這樣一種觀點，即今天的哲學保留著泛靈時期的思維模式的一些本質特征——如過高地估價語詞的神奇、相信世界上的真實事件都是按照我們的思維試圖強加其上的方向前進的。因此，看起來的確存在著一個不具法術行動的泛靈論。另一方麵，我們可以猜到，甚至在那時候就有了某種倫理，即調整人們的相互關係的戒律，但我們沒有發現它們與泛靈論時期的信仰有任何密切的關係。它們可能是人們相對力量以及實際需要的直接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