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客——憶王震將軍
北京。1965年2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我吃完晚飯獨自在自家的小院裏，就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不認識。來人穿著一件軍大衣，胡子拉茬，領口上沒有紅領章，身後還站著個警衛員。警衛員身後停著輛“吉姆”汽車（官定的“部長級用車”）。
“彭（他念成了“盆”）子岡同誌，是住在這裏？”
見我沒有異議，他不得同意便徑直往裏走。我不由得向後“讓”了一步，同時給正在北屋的母親遞話：“媽，有客來了！”
“哪位！”母親一邊說話一邊擰亮北屋門口的燈，我瞥見母親頭上頂著一塊幹毛巾，想來她剛給煤球爐子擻了火——這是她冬天在家裏的一貫扮相。
“——稀客！”來人大步向前，霎時進入門燈的照耀區。
母親驚訝更兼喜悅的聲音：“司令員！”
……我就是在這天一早，騎車剛把母親寫給王震的一封信，送到他在西城成方街的家中。沒想到，他當天晚上就趕了來！
母親認識王震麼？
母親和父親早就認識他。當年——1938年，我父母在武漢剛入黨，恰巧王震有事過武漢，他們見過麵。解放初期，王震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母親則參加中央訪問團來到新疆。返回後在報刊寫過不少文章，王震在新疆看了很高興，還專門寫信表示感謝。1955年，王震奉調進北京，擔任新組建的國家農墾部部長；1957年，我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此後雖在同一個北京，但從父母這邊講，已經自慚形穢了。
母親寫信給王震，是說關於我的事兒。
我1960年高中畢業，雖然功課很好，卻隻考上一個二流大學，覺得挺堵心。誰知這學校後來在高校調整計劃中屬於“下馬”行列，為縮減學生人數，於是便挖空心思讓我退學。父親找過學校，問可是因為他和我母親的“問題”牽連到我。回答否，隻說我身體不好，中學時體育免修。還舉了一個與我同班的女生為例——她也身體不好，同樣得退學。無奈，我便悻悻退了，但那女生退後不久，又悄悄被學校“召”了回去，原因是她爸是個十四級“革幹”。用今天的話語形容，那女生純粹就是個“托兒”！
我回家之後，反倒因此發奮起來。一方麵，母親立刻去找了張庚（中國戲曲學院的第一副院長），請他準許我去那裏旁聽。母親和張恰巧也是1938年在武漢認識的，張沒二話，就同意了。另外，我因為不住校，業餘時間頗多，所以又在傳統文化上“全麵開花”：從沈從文先生學文物，從陳半丁先生學書法，從聶紺弩先生學舊詩。此外，還從張友鬆先生學英文。
雖然學了許多，卻不能得到一份兒工作。戲曲學院按照國家規定，不負責對旁聽生分配。而街道上能夠分到的工作，我又看不上眼。這樣，我就在“社會青年”的位置上停頓了三四年。
這兒得解釋一下什麼叫“社會青年”。那年月，任何人必須曆史清楚，在個人的履曆表上，不能有一點空缺，哪怕是一半年，哪怕是三兩個月。這段時間之前你在哪兒，之後又到哪兒，證明人分別是誰，一點也不能含糊，一旦查到了哪兒而發現疑點，就說明你對組織“不老實”。而“社會青年”，就是在參加工作之前先一步有了空缺的人。比如你沒考上高一等的學校，也一時沒找到工作，在家裏閑了一小段時間。這樣一來，等以後再找工作時，對方就要審核你：“這段時間幹什麼來了？誰證明你沒有幹壞事？”這裏的“誰”，必須是一級組織。用當時的觀點看，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得在組織的管轄下，沒組織的人雖然不一定是壞人，但至少屬於“幹壞事的嫌疑人”。如果這個青年後來遇到入黨或提幹的審查時，這段“社會青年”的經曆就會給他找來大麻煩。
我就處在這樣的壓力下，我父母在單位中受到的壓力比我還大——“我們自己都這樣了，難道讓我們的孩子還這樣……”父母不得不向他們的社會關係求援。
沈從文先生曾向他所在的曆史博物館建議收我做其助手。因為我能聽懂他的湘西話，因為我認識他寫的那一筆章草，因為我古文根底還行，可以讀懂沒有“句逗”的古書。但是沈先生說話的“力量不夠”，沒成。
陳翰笙先生是二十年代入黨的老革命家，他當時主持中國社科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工作。他向人事部門建議收留我進其圖書館做管理員，因為我的英文也有了一定程度。陳說話是有分量的，但更有分量的是黨的階級鬥爭學說。所以陳的建議，最後還是被委婉地拒絕。
母親著急了，一次偶然在電視上看到新疆新生活的圖景。她動了興致，問我敢不敢去新疆？
我一聽，猛然也覺得新疆不同於一般省份。新疆色彩豐富，有那麼多的兄弟民族，載歌載舞，農林牧副，瓜果梨桃……這和京劇的生旦淨醜、唱念做打，總有些相似。這樣一想，便貿然點了頭。
見我點頭，母親拿筆就給王震寫信，問能不能介紹我到新疆南部的塔裏木河。寫好之後，母親告訴我王震的住家地址，我當時就送了去。
母親把王震領進北屋。
“徐盈同誌呢？”
“晚飯後剛出去了。”
王震問這個院子的來曆：“這是私房？有幾間？”
母親有點尷尬：“是五三年用積蓄買的，一共七間半。”
王震坐下：“我剛從羅（瑞卿）總長那兒來。”
我知道，羅瑞卿那所院子離我們這兒很近。
“我正在養病，部裏的事情一般不管，由幾個副部長抓。”
母親一聽這口氣，認定王是在推諉了，不由得說話有點急切：“司令員！我和徐盈，當年都是在總理領導下工作的，是在國民黨眼皮底下搞采訪寫文章的……”
“你們對革命有功！”
“可為了讓一個孩子參加工作，就受到這麼多的阻攔，這是為什麼？”
王震沉默有頃，然後緩緩地說：“新疆南部的阿克蘇——你去過的。如今駐紮著農一師，是我當年的老部隊——三五九旅。現在，他們的人事科長正在北京開會，七天之後就回去。如果你們同意——”
王不再言語，隻把眼睛打量著我母親和我。
母親突然猶豫了，大約心裏在想：“怎麼？隻有七天！未免也太快了吧？”
我一拉母親衣角：“我去！”
王震看到這一細節，笑了：“好，勇敢就好！我的孩子就都像我，雖然笨，但是勇敢。你的孩子不但聰明，看來也很勇敢，很好嘛！”
結果七天之後，我果真獨自一人，闊別了北京，闊別了近年剛剛學進去的傳統文化，跟著剛剛認識的人事科長就直奔烏魯木齊，然後又從烏魯木齊南下到阿克蘇，最後又從阿克蘇南下到塔裏木河墾區。這一個單程，就走了十二三天。
在基層農場呆了三個月。當我成為基層的“五好職工”和“學毛主席哲學著作的先進分子”後，我給王震寫了信。沒想到王震很快複了信，給我抄錄了一段“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毛主席語錄，還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這批示不是寫給農場領導的，隻是寫給我個人的。“你留著，三年五年，十年幾十年後，再拿出來看看。”
第二年，“文革”陡然爆發，農墾部也亂了套。王震和一位副部長“自己跟自己”鬥起來。王震讓農一師師長的女兒（師中學學生，剛巧串聯到北京，就住在王家）去找我母親，講“告訴城北，要他趕快回來，住到王部長這裏，幫著抄大字報。至於新疆那邊，王部長會給他請假的”。母親很高興，立刻告訴了我。
我那邊請假則不太容易，最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算跑了出來。等到回到北京，形勢已經變化。中央給王震和那位副部長“各打五十大板”，“誰也不許再說了”。這時我才知道，敢情那位副部長和我父親也是老相識，他比王震的資格似乎還要更老一些。我父親抗日戰爭時到五台山八路軍總部訪問朱德時就認識了他。但這麼一來，中央當了“和事佬”，我就沒事兒幹了。
在北京閑住了幾個月，臨近春節。北京開始轟外地人（我已然變成新疆人）。但新疆武鬥升級，又盛傳王震是“五一六”第六號黑後台（凡是王震個人介紹進新疆的北京幹部子弟——諸如張聞天的兒子、楊尚昆的兒子、胡繩的兒子，等等等等，就都成了當然的“五一六”分子了）。我實在回不去。無奈，我隻能浪跡天涯，在祖國二十二個省市徜徉了一年半。
後來，等我遊蕩到了山西，正趕上黨的“九大”開幕，王震成為主席團成員，閉幕時又被選為中央委員。我以為這是我返回新疆的最佳時機，便從山西太穀農村徑直北上包頭，又經呼和浩特、蘭州抵達烏魯木齊，最後回到了塔裏木河農場，果然沒有再吃眼前虧。在返疆的路上，我寫了一首七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