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雲霓盼若何？
年來遊曆苦折磨。
一腔熱血填詞賦，
滿腹忠忱度坎坷。
欺謊已從今日滅，
歸家未許半時拖。
還經呼市穿烏市，
即赴黃河奔塔河。
最後的這一聯我頗得意，因為是從杜甫的“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套出來的。千古之下，能有一個後人從他自己的生活實際出發，一點也不勉強地應和古人，不容易了，這也是我不幸當中的大幸。我一年半流浪當中，共寫舊體詩詞二百多首，其實有了這一首的這一聯，也就不虛此行了。
幾年之後，我再度返回北京探親。這時，“文革”還在折騰，作為老百姓的我早已喪失最初的激情。我的年紀也超過三十，不能不想想終身大事了。重要的前提是，我還想當一名北京人。為了這，我就不能在新疆安家結婚，必須設法調回關內。這時的王震雖然已被“解放”，但閑住在北太平莊四號院，與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合住一棟二層小樓。我去時，王震正好坐在他這半邊的台階上曬太陽，身邊的花壇裏種植著老玉米，旁邊還擺著一把從大寨帶回來的钁頭。我談了自己心思，他停了半晌，才回答說：“我還沒工作。再說，中央也有明令，不許我再插手新疆問題。”
我隻好告辭出來，但沒有回新疆。我一直在“跑”自己的調動。終於在一年多以後，調進了河北固安縣。這時，王震已經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名次居中的一個，家也搬到東四十一條的一個四合院裏。我又去看他，門衛把我領到第二進院子垂花門旁的一個客廳。不一會兒，王穿著舊布鞋就出來了。他很驚訝我能“自己把自己”調到了北京近邊，又問我現在還參加體力勞動不。我有點沒好氣，心想你不幫我調動，還問我這個，便據實回答說：“縣裏的幹部不拘大小，隻要不犯錯誤，就沒有再動手幹農活兒的——那會被農民瞧不起，認為是沒出息。”王聽了不言語，把腳從鞋裏抽出來，雙腳蹲在軟軟的沙發上，不知在想什麼。
又幾年，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我寫了個京劇劇本，寄到中國京劇院。沒一年，文化部就把我調進北京，安排在中國京劇院當編劇。這時，王震的職務越做越高，進了政治局。聽說他搬進六部口董必武生前住過的那個大院。我沒去找他，他大忙起來，我也沒什麼事兒要麻煩他，我隻想把自己份兒內的工作做好就是了。
又幾年，中國作協和農業部聯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活動，是為了動員作協會員深入到海南島的農場去體驗生活。這時，我已經是中國作協會員。我去了，看見老資格的艾青、吳祖光、袁鷹都坐在前排的大沙發中，安安然、巍巍然——沒想到文人在人民大會堂中也能有這種位置。臨近開會，農業部長何康陪同走路顫巍巍的王震從一個屏風後出來，王與艾、吳、袁等一一握手，落座，開會。何康主持，講過會議主題，就由海南島的同誌介紹那裏的情形。最後，由在場的作家隨意發言。
吳祖光舉手，要求發言。他先感謝王震的到場，並回憶1957年後自己去北大荒的情景，講到某年春節不允許回北京，他和眾多右派就在農場過年。“正當我們百無聊賴之際，從天邊飛也似的跑過來一匹白馬，瞬間來到人們麵前。人們定睛再看，馬上坐定一名威武的人，原來他就是王震將軍……”
一片掌聲中，全場注視王震，眼光中充滿敬意。
吳先生話鋒一轉，又侃侃而談當年在北大荒受到的委屈。語調雖然不高，但話說出來是有分量的，誰也不能阻擋。我在一邊旁觀，猜測隻有何康著急，因為1957年的事兒和今天這個話題相距太遠，吳先生這一說，勢必就把會議主題轉移了。
果然，等吳先生發言完畢，會場氣氛已很沉重。王震這時講話，他首先用了很大篇幅代表黨中央，向當年受過冤枉的知識分子賠禮道歉。可說著說著，大約因為年歲已高，精力不濟，話也說亂了，先扯到當年的孫中山如何如何，忽然又大發脾氣，罵海峽那邊的國民黨如何如何，同樣轉移了會議的主題。何康隻能是更加幹著急。
最後是王震與作家們合影留念。我湊上前去，自報家門，但沒說現今在哪兒幹什麼。王忽然睜大眼睛：“你好像是在編劇本吧？”我當即說，想得到機會去海南島看看。王向何康一指：“安排一下。”我急忙上前講述了自己的單位和聯係辦法。
王震走了，從此我再沒有見到他。農業部也沒人來找我，我也沒聽說作協後來派人去海南島。
此後的我，雖然遠離政治活動的中心，但我一直關切著這位政壇上的“猛張飛”。他身居高位，日理萬機，和我這小小老百姓已有雲泥之別。但我一如當初，仍然感謝他這位“稀客”對我的關懷。我至今也搞不懂，當初怎麼會一時激動，自己就毅然放棄北京戶口，隻身去到邊疆的軍墾農場貢獻青春。我八年後由新疆調到了河北固安，再七年後又調回了北京，終於幹上了當初學過的京劇專業。我是個幸運兒。可以認為，沒有我這一十五年的曲折回環，就不會有後來的我，也就不會有這些成績。但從另一方麵想，萬一我回不來了，就可能被生活的浪濤徹底淹沒！這種可能大大多於我調回來的可能。
我不得不仔細去想我的母親，以及和她同一時代的革命者。他們都是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參加革命的，說不定哪天就死在半路上。死了也就死了，沒聽說哪個死者臨死前還後悔的！再說，那時再後悔也沒用了。
革命者惟獨到了解放後，才會對眼前的處境（職業、級別、婚姻、家庭、財產……）格外珍惜，一事當前，總要考慮一個“值不值”或“幹不幹”的問題。在上一代人中，母親是一個具有詩人氣質的特殊者，這和她一直保持的童心有關，也與幼年上過的教會學校有關，更與多年從事的記者生涯有關。是母親用這種詩情溫暖著我被世事炎涼冷卻下去的人生熱情，這大約是我後來麵對困難而沒有退卻的主觀因素。
然而光有主觀因素還不行，王震的權力（以及他用這一權力所做的決定）和熱情，則成為落實和支持我施行主觀意願的客觀因素。王震是我黨眾多領導人中的浪漫主義者，我記得當初黨中央領導去十三陵參加勞動時，別人是幹各種直接的體力勞動，惟獨王震是在開拖拉機！他有他的戰鬥經曆和性格特征——南泥灣，南下北返，鷹廈鐵路……他有他的壞脾氣和粗中有細，在中國革命征程的大係統中，他有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稀客——我懷念你。
地壇片語——憶母親子岡
我的母親逝去已有九年，如果給其一生定位，可以確認她是一名傑出的記者，時間跨度則在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十五年間。在此之前，她是一名很有前途的作家；在此之後，她主編了幾年刊物，也可以說是一位稱職的編輯。這，都是就一個人業務上的貢獻而言。現在換個角度——我作為她的獨子，仔細去體會和咀嚼昔日得到的母愛，我確認自己擁有一位極其偉大的母親。母親自1957年（這年她四十三歲）被剝奪了正常做人以及正常工作的權利，用她自己後來的話講——“子岡從那時就死了，活著的不過是個軀殼。要不是為了孩子，我早就自殺了。”這的確是實話。她之所以還能活下來，就為了舍不掉的親情。親情當中的核心，又自然是母愛。母親把她從前工作時的全部熱情和全部創造性，幾乎都熔鑄進母愛賞賜給我——這當然是我的榮幸，但可惜又是民族和國家的不幸。
今天回憶當年承受到的母愛，實在是太多太多，此文隻講一件小事，事情雖然很小，但關乎我後來的一生。直到母親逝去多年，一回想到這件小事，我立刻又感到母親的靈魂附體，並支配著自己的行動方向和行動方式。
北京。1968年春節後數日的地壇公園。
讀了上一篇文章，您已經知道我們家庭的背景，以及我當時的處境。北京在春節前半個多月就轟攆外地人，喝令他們無一例外地返回原地“抓革命、促生產”。我呢，此時作為從新疆生產兵團回來探親的一名青年，從假期講自然超出了幾個月，但就當時客觀的處境講，卻又決然不能返回。因為當時全國運動發展得並不平衡，新疆由於“天高皇帝遠”，各方麵都“慢半拍”。比如關內已經串聯頻頻，新疆黨的基層組織還在發揮作用；還比如，關內的武鬥已然停歇，新疆的武鬥卻方興未艾。1968年的春節，新疆武鬥就處在升級換代階段。同時更傳來一個危險的消息：造反派把王震說成是“五一六”集團的第六號黑後台，於是一時之間，當初王震私人介紹進疆的若幹幹部子弟，自然而然也就成為“五一六”分子。據我所知，這當中就有張聞天的兒子、楊尚昆的兒子和胡繩的兒子等多人。我如果趕在這個時候回新疆，不就是把自己送到槍口上去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