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擺著的道理，但是無處訴說。
說給街道幹部，她們會搖搖頭回答：“不要聽信謠言，你看看報紙上是怎麼說的，天天都有紅字標題，形勢是一片大好……”——硬邦邦，不容商量。
說給父母所在的機關，他們倒還不是那麼愚昧：“我們也難啊。街道同誌的頭腦雖然簡單，但同樣是一級革命組織，我們如果不配合他們動員你返回新疆，他們較起真來，首先被動的還不是我們，而是你的父母……”
——軟中帶硬，寸步不讓。
無奈，我隻得在街道規定的日期離開了家，母親第二天遇到街道幹部時便聲稱：“城北走了。”
“走了？”
“走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了。”
“回新疆的火車通了？”
“不通的話，他怎麼能走呢？”
我是後來聽說了上述的一番問答。一方麵明明知道去新疆的火車時斷時通，可是在逼迫類似我這樣的青年返回原地時，卻又是鐵板釘釘，絲毫沒有通融。對人不斷唱著高調，對己則網開一麵。這些街道幹部，大多三十幾歲年紀，每月也就才拿很有限的一二十塊補貼，怎麼就學會那麼一種最壞的幹部作風了呢？
但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街道幹部既然看到徐城北再沒有出現在自己管轄的胡同裏，就仰麵朝天、心安理得了。
事實上，我沒走。眼見春節臨近，母親說：“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你在春節前離開北京。你先躲躲吧。”
我到哪兒躲？北京倒是有不少的親戚。成分好、處境安然的，能接受我到家裏給他們找麻煩？因為那時全國城市有一條嚴格的規矩：一旦留外人住宿，必須報臨時戶口。哪怕隻住一天，也同時得說明這個人由哪兒來和向哪兒去。一旦這個地區在外來人口暫住期間出現案子，公安部門就根據這些臨時戶口的登記材料查根尋源。所以在那時候，越是成分好和處境安然的親戚，就越是和我們劃清界限。平時別的問題都好說話，遇到這種事情就絕不通融。要是政治上不過硬的親戚，我當然也不敢麻煩他們，一旦罪上加罪，對雙方都沒好處。
於是一連幾天，我都去北京火車站過夜。候車大廳裏很擁擠，所有的椅子上都是早到了的人，我隻找個角落裏一蹲，屁股下墊塊破雜誌什麼的。當然，還得注意封麵封底上不要有“紅太陽”的圖像，否則被別人發現了也是麻煩。連續幾天下來，精神自然恍惚，實在忍不住了，便一早去到某位逍遙派近親的家裏，親戚離家時把門從外邊一鎖，上班去了。我蒙上頭睡它一天大覺，補充補充精神。等晚上親戚下班，招待我吃頓晚飯，等到九十點鍾，我告辭出來，又去火車站“上班”了。
真是在熬精神啊。
但母親明知道如此，也不放我在春節前離開北京。她說：“自古以來，就沒有把親人在春節前逼得分散的道理。盡管到除夕那一晚，盡管城北也不可能回到我們的小院，但我能知道他還在北京，我總能遙感到他的存在。要是一旦他在節前離開北京，到了除夕那一晚，我也不知道他此刻在哪裏了，我就沒法活了。”
我就是衝這番話在北京東躲西藏的。到了年三十那天，我離開了久居的火車站，去到國家體委的一所辦公樓的某個房間。我舉手敲門，門開了。
開門的是我的一個小叔叔——我姨奶奶的一個小兒子。
我爺爺中年“發達”了之後，曾經娶了一房姨太太，她是南方人，挺善良，生了幾個兒子，年紀比我略大幾歲。我從小和他們一塊玩，我隻直呼他們的名字，從不叫他們為“叔”。因為我麵對的是一個自己出生之前就已存在的事實，我不能不和他們玩，但又或多或少從奶奶處接受了一點不情願的別扭心理。
多少年來，我奶奶和他們淡淡的，我父母和他們不遠不近的，我和他們含含混混、稀裏糊塗的，我想抹掉那個尷尬的“姨”字，但又不知道如何去抹。但人家那邊反倒處之泰然，人家大方，我們這邊顯得小氣。“文革”來了，按照階級鬥爭的理論，姨太太一方屬於被壓迫被侵害的，三個小叔叔表現積極，幾乎同時入了黨，在單位裏也是紅人。但不知怎麼回事兒，他們仨都不趾高氣揚，說話辦事都挺注意節製，因此格外得人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知道了我的處境，其中最小的一個在國家體委工作，他事先就和我約好：“年三十下午你找我來，過節幾天就在我辦公室過。因為規定我值班，治安保衛都歸我管，你放心住好了，每天我給你送飯。”
於是，一切按他的安排執行，我在春節總算睡了幾個踏實覺。但到初五為止，我主動離開了體委，因為初六上班，我的小叔叔的權限即將失去，我重新開始每晚到火車站“上班”。
又延續了幾天，終於到了忍無可忍之際。我打電話給一個親戚，又由親戚打公用電話傳呼我母親——我表達了離開北京的決心。母親請親戚轉達要我行前某日在地壇公園一見。
為什麼要約地壇？就為了和我們家保持一段距離，好讓外人輕易發現不了。這天太陽昏黃，沒一點力氣，也沒一點溫暖。
下午兩點我和母親在地壇公園的西門裏邊相見，然後轉到東邊的樹林背後去談話。剛找了一個長椅坐下，母親馬上讓換地方。原來是附近有一隊值勤的解放軍戰士走過來了。他們背著步槍，槍刺上閃著寒光。我揪著母親的衣襟不讓她走：“不用動，我們和他們沒冤沒仇的。要真是這樣還不容，我就和他們拚了！”
聽見了我這個“拚”字，母親的淚水“刷”地下來了：“我求求你——”
我心軟了，站起來，和母親躲到一個隱蔽的地方重新坐下來。
談話很久也沒開始。
後來的談話也隻有幾句話。母親心潮澎湃，前言不搭後語。
“你既然要走，就走吧。其實我和你爸爸在你的年紀，早已把大半個中國跑遍了……”
“你去過了大西北，現在向東南去吧……”
“你身上不要帶太多錢，帶多了反不安全……”
“家裏每隔一段時間，就給你彙一些錢去。我先給你介紹幾個老朋友，你走到哪兒就算哪兒……”
“你走著走著，說不定就會有自己的朋友，就會發現自己今後的路……”
母親說這些話時，一如既往絮絮叨叨。我既聽了，也沒太在意。
惟獨母親在此一頓，下邊的話說得清清楚楚、一字一頓：“記住：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我們更有理想！……”
母親說完最後這一句話之後，很久無語。所以最後這句“盡管我們有困難，但我們更有理想”給我的印象，就如同烙進了記憶。
該分別了，母親要我先走，她要眼看著我走。我心裏十分不滿——這怎麼像是搞地下工作似的。但我無法違背她的要求，否則她又要掉眼淚了。
我走了，步伐邁得挺大，我願意給她留下一個氣宇軒昂的印象。等估計她看不見我了，我才躲進一個街口的拐角，偷看她如何走出來。
她出來了，走得很慢，也很艱難。她一直朝我這個方向瞭望。我急忙躲避嚴實了。她看不到我了，才轉向公共汽車站。她的身軀很胖，腿腳也不好。車來了，年輕人一湧而上，沒人讓她。她沒上去，但也不動怒——自1957年之後，她是越來越“沒脾氣”了。又來了一輛，結果人還是多，她仍沒上去。直到第三輛車來時，人稀少了，她使勁揪住車門的扶手，上去了。車猛地開動，她晃了一下，但還是站住了。
車終於走了，母親不見了。我的淚水潸潸流落下來。
我親愛的母親！兒子多年在您的身邊時，平時隻煩您總是“絮絮叨叨”，如今有了您這地壇片語，就肯定能以一當十，以一當萬！有了它，盡管您不在我的身邊，卻能指導兒子終生的一言一行。盡管一生道路會有曲折，但人格上絕不會有曲折；盡管一生境遇會有變化，但我至誠摯愛民族和文化的心性絕不會有變化。
地壇片語，我將記憶、咀嚼在我的終生——啊，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