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眉善目老塾師——憶葉聖陶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北京。我夾著雙腿，挨著母親坐在東四八條的那個小四合院北屋的沙發裏，靜靜凝視著坐在對麵的葉聖老。慈眉善目，典型的南方老人，消瘦而不失瀟灑，兩根長長的白眉挺出在臉的輪廓之外，我知道那叫壽（星）眉，十分顯眼。
慈眉善目老壽星！——我心中冒叫了一句。
我讀過他不少的書，隻可惜留下的印象不深。我自幼除了讀學校的書之外，還隨意選讀家裏的書。父母當記者，認識的前輩和名人太多，他們一旦出書都會簽名贈送給父母。書一進家，基本就擺在書架裏邊生了根兒——父母工作很忙，不太有時間讀這些贈書。但他倆時常下意識談起這些能夠出書的人，口氣總是由衷敬佩的，因為對比之下，當記者出書就不容易了。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或多或少知道了他們和寫書者的關係。比如母親常說，自己能有今天，得力於當初走上文壇時的兩位老師，一位是葉聖陶，另一位是沈從文。我聽了，就注意搜尋家裏的書櫃。葉的書，家裏有《倪煥之》與《童話選》，更多的是談語文教學的意見和建議。沈的書，家裏卻找不到，但明明記得母親說過“沈先生寫過七八十本中長篇小說呢”的話。對於葉聖老，母親經常談到的不是他的書，而是在妻子過世之後寫的一首悼亡詩，母親一直記得其中的一聯：“出門惟悵悵，入室故遲遲。”母親十分讚賞這兩句，總說情意真摯，讓人敬佩。母親習慣是見誰和誰講，也不分地點場合，褒葉聖老自然還要貶他人，有一次在國宴上頭，竟然在褒過葉聖老之後，當眾貶起另一位文壇前輩，說他如何如何不忠於愛情，是周總理及時打斷了母親……藏書之中，我當時比較關注的倒是老舍、巴金、茅盾的作品。其中我最愛讀、也感到能夠讀懂的是老舍的書。我奇怪，葉聖老為什麼還有一個“葉紹鈞”的名字，後來漸漸知道了，那叫做“號”，但凡這樣有“兩個名字”的人，年紀上就比老舍他們大一輩兒。
眼前的葉聖老十分放鬆，根本沒有家裏來客的感覺，隨便地聊著家常閑話。他家裏的人開始布置飯桌，我拽了一下母親的衣角，意思是該告辭了。
葉聖老看見笑了：“和我們一塊吃點兒？”
母親局促起來：“您吃飯吧，我們再坐著說兩句。”
奇怪的是，葉聖老也不再讓，就和他的長子至善（我稱他“叔”）對麵落座了。先上了幾個小碟子，爺倆就開始對飲。他們喝的是紹興黃酒。葉聖老背北坐，至善叔在下麵陪著。我端詳著這爺倆，相貌可說是“極似”。至善叔曾給我講過一個笑話證明這一點——某次，有一外地記者來京先訪問了俞平伯先生，然後順路就來到這裏，當時葉聖老在自己耳房裏還有一篇文章沒寫完，就由至善叔在北屋接待記者。記者從沒見過葉聖老，卻以為眼前的就是他老人家，於是從“家鄉人民如何傾慕葉聖老”說起，讓至善叔根本插不進話。等說了好半天，記者忽然自己“停住”，久久凝視起至善來：“俞先生和您——歲數相仿，可怎麼——您顯得這麼年輕？”至善叔強忍住笑，也不回答，站起身子走進旁邊父親的房間，把葉聖老扶了出來……
這時，葉家其他人也開始上桌，菜也陸續端上來，大家埋頭吃飯，都不怎麼說話。我仔細端詳葉聖老，也注意打量這個北屋，甚至還回憶起數次進入這個院子的感覺——葉聖老處所的背景不錯。從大環境講，地處北京東城，地理位置方便。四合院坐北朝南，很正。正房北屋三間，當中的和西側的已經打通，用於會客和吃飯，東邊的給至善和他妻子做臥室，自己則住進西側那間的耳房中。自己耳朵“背”了，居所不如也故意“背”一些，遇到那些“可見可不見”的客人，就讓至善出來“抵擋”一陣兒……看來，這是一個比較舊式的家庭，人們的思想道德和居室環境完全融合成為一體。
葉聖老吃著飯，不時還扭過頭和母親說話：“子岡，我真是寫不動文章啦。我現在是動輒就睡不著覺——準備明天寫篇東西，頭天夜裏就要反複去想。白天沒寫完的文章，晚上睡在床上要繼續去想。寫完了文章，會累得連續幾天睡不好覺。我有時恨起來，真想在自己的太陽穴——”說著，左手提到了太陽穴的位置，“安一個可以轉動的開關——”
母親驚奇了：“做什麼？”
“早晨，我坐到書桌前的時候——一擰開了，文思就源源不斷；到了該休息的時候，再一擰，關了，就什麼也不再想，我就可以安心睡覺。你說，我把這意思寫成一篇童話好不好？”說畢，葉聖老大笑起來……
我看到這裏，覺得葉聖老的形象有變，變成慈眉善目的“老小孩兒”了。
這時，至善叔也扭過頭來對母親說：“父親近來脾氣越來越像小孩兒了。寫了封給朋友的信，一寫完就讓家人拿出去扔進郵筒，還恨不得郵差立刻就取走投遞；還希望朋友接到信，也立刻回信，然後回信也立刻由郵遞員交到自己手上！”
葉聖老點點頭說：“就是的。朋友約定了四點鍾到家裏來，我三點半就坐不住了，就在房子裏來回踱步。去年中共召開‘十二大’，李先念同誌致閉幕詞，最後說到要在五年內做到三個根本好轉（指財政經濟情況、黨風和社會風氣根本好轉）。我聽了佩服極了，興奮極了，按我的急性子，巴望這五年能像五個月才好！”
多麼善良的“老小孩兒”！
不久，葉聖老住院了，一住就時間很長。父親去醫院看他，回來轉述葉聖老的原話：“醫院不讓我喝酒了。我喝了一輩子的酒，現在算是‘畢業’啦。”
我沒能看見葉聖老說話時的神情，但覺得這“畢業”二字極為生動，說話時的神情也一定很生動。
在一個舊曆年“三十”的傍晚，電視新聞聯播中奏起了哀樂，屏幕上出現了葉聖老的遺像。父親和我（母親已經去世）都驚呆了。在隨後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我代表父親（他當時患有腦血栓，走不動路）去了，我發現到場的人特別多。有文學界，有教育界，有政協、民主黨派和統戰係統的人……
靈堂當中，葉聖老睡得很安詳，他的雙眉還是那麼突出，周圍的人由衷地向他鞠躬敬禮。這時，我忽然想起了梨園的另一位老人——蕭長華老前輩，他是京劇醜行的泰鬥，更因長期擔任“富連成”科班的總教習，成為馬連良、譚富英、葉盛蘭、葉盛章、裘盛戎等人的共同老師。蕭老是兩個方麵的結合，一是醜行本身的技藝，二是其他各行第一流名伶的整體老師。我甚至忽然想起自己寫的歌頌蕭老的一首七律：
梨園都讚老塾師，
秉性溫寬貌亦慈。
桃李門牆生旦淨，
風騷技藝畫書詩。
技高一籌說周日，
入木三分盜筒時。
浩歎曹營難辦事，
令人笑畢更沉思。
眼前的葉聖老，不就是梨園的蕭老麼？他從教育入手，一直強調品德的作用，並且一輩子身體力行，不同樣是“慈眉善目老塾師”麼？
回首文壇，今日像葉聖老這種類型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
一種傾向是：作家以作品見於世。這不能說不對。但葉聖老的情形是，他一生總是以個人的品德“取勝”——他關心教育，關心青年，甘心為後來者搭橋鋪路。除了用作品“說話”之外，還兢兢業業做了許多不顯山不露水的好事。比如他陸續給教育工作者寫過一百封信，寫時沒準備發表，隻為解決教育當中的實際問題。後來，是別人把這些信彙總出來——大家一看，都驚了，都佩服得不得了。他既是名人和作家，更是普通人當中的一個。今天的情況是，作家隻要一成名，關心社會的方式就隻剩下發表作品一途！並且這一途，還總跟名利攪拌在一起。
再一種傾向是：作品隻有那種顯露作家才思超人的才好。作品不能樸實，一樸實就顯得無華，一無華就“不招人”。在這種審美風氣的帶動下，整個文壇變得常以奇巧製勝。何況現在作家越來越年輕化，能寫的時間不長，既然不長，一個個都抓緊去寫。至於以後不能寫了又怎麼辦？還要不要繼續給讀者一種人格上的期待？大概今天很多作家根本不管它，趁能寫，先出名和先賺錢。不能寫時再說不能寫的，反正名聲有（過），憑名聲還能吃一陣子的飯。等到名聲不能賣錢了，反正先前已經把錢掙下了，這輩子節約著花還夠！
葉聖老去世好幾年後，在人民大會堂召開過一個紀念葉聖老的會，我代表父母去參加。會上發書，有《葉聖陶散文乙集》，更多則是有關教育的書。到會者也以教育界為主，頭發一片花白。發言中沒有華麗的辭藻，每人也隻說一兩件葉聖老生前的小事。聽著，體會著樸素的力量，我慢慢“入境”了——一位戴著老花眼鏡的老塾師坐在書桌前，坐在油燈下，為孩子們批改作業……鏡頭一變，被批改的變成了稿子，稿子上的署名川流不息，署名隨即又變成一個個的小人兒從稿子上站起來，走過去。匆忙間有一個我覺得眼熟，穿旗袍，剪短發，樸素，熱情，行旅匆匆——原來，那是年輕時代的子岡——我的母親，那形象是舊照相簿中所見到過的。
小人兒們瞬間逝去，葉聖老也隨之逝去，但時代前進了，世界也意氣風發。
記沈從文先生
沈的房間也就十平米，家具是老式的，大多還有點殘破，毛筆、宣紙和各類文具散亂充塞其間。成鮮明對照的，是一部簇新的外國留聲機，擺在矮小的茶幾上。每每與客談話，他都要打開留聲機，放起外國古典音樂。沈操著濃重的湘西口音，說話聲音很輕，再加上古典音樂的忽高忽低、驟緊驟慢，所以來客能完全聽懂的人並不多。沈也怪，他似乎並不要求對方完全聽懂，他隻是如淙淙流水不停地講，不時伴以含意豐富而神秘的微笑。所放的古典音樂大約是他聽熟了的，他談話的節奏通常也與音樂的起伏相應和。每到一個樂段結束，沈的談話隨之告一段落。他的“收式”十分特別——總是揚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岔開，水平地旋轉一下手掌，再“豐富而神秘”地笑笑，於是音樂與談話一並停歇。——一個“樂章”就此結束。
每當沈和父母這樣談話，早已不是頑童年紀的我，便總是興味很濃地坐在一邊，悄悄地觀察沈，分辨他的口音，直到能完全聽懂他的談話。記得，沈曾說過——寫文章時也打開留聲機，“悠揚的樂聲潛入身體，鑽入骨髓，然後上升到腦子裏，靈感就由筆下汩汩地流淌出來”（大意）。他說得真神，我聽得有些發迷，但又想，語文課本選載的那些課文（如趙樹理、周立波的文章，也包括媽媽五十年代深入官廳水庫後寫出的《官廳少年》），老師在講解時，不都是強調長期深入生活的作用嗎？靈感與音樂——尤其是外國古典音樂，其間究竟有什麼聯係呢？沈從不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的，他怎麼就能聽懂音樂呢？
我曾問母親——沈伯伯是寫什麼的？媽媽回答：“了不起的作家。解放前與茅盾、巴金、老舍齊名，長篇小說就寫了七八十部……”
我在旁聽完戲曲學院的課程之後，曾經為如何就業的事情發愁。當時國家正在困難時期，每年工作指標有限，並且總是工作選人而非人選工作。沈伯伯勸我別急，鼓勵我多學些傳統文化，“你正在學知識的時候，這時候不抓緊，將來想學也學不進去了”。於是，我繼續讀古文、寫舊詩、練毛筆字、唱京戲，同時隨一位翻譯家學英文。後來，他悄悄問我母親：“我現在有挑選助手的權利，城北願不願意來？”
他當時在曆史博物館搞文物研究，上級允許他自選助手。這好意是明顯的，也因為我能夠聽懂他的話、識得他的毛筆字，這在同齡青年中是不多見的。我想，先試試再說吧。沈便讓我從青銅鏡入手鑽一鑽。於是，我按照沈提示的書目圖錄，跑到北京圖書館坐了一個月的冷板凳。這滋味太難受了，我好像掉進一個滿是灰土和蛛網的夢幻世界，滿是盤陀路，到處有迷宮，經過探尋和擦拭，我發現東麵藏有珠玉，西邊埋有象牙。我興奮，但更焦渴，因為找不到珠玉和象牙之間的聯係，更無法把它們帶回到現實人間。後來，我隻好對沈伯伯實話實說，他寬懷地笑了，沒勉強我再幹下去。那次談話一直延續到晚飯後，沈憑窗遠望，指著南天幾顆閃亮的星星說：“這顆是巴金，那顆是冰心……我隱伏在地麵的黑暗中，我祝他們永遠明亮……”
我聽得出，沈說這番話的感情是極複雜又極深刻的，但最基本的一點，則是“羨而不妒”。
“文革”中有一陣兒，沈伯伯隻身下放到湖北鹹寧幹校，被安置在一個叫雙溪的不毛之地閑住。雙溪是一個區政府所在地，沈和另外兩戶合住在小學校一間廢棄的教室裏，中間用蘆席隔開。那兩戶都是老兩口在一塊兒，獨立起火做飯。隻有沈伯伯孤家寡人，每餐都要拎著飯盒去區政府食堂打飯。沈伯母則在幾十裏之外的同一幹校的菜班當班長，別看她瘦小，幹活可潑辣。於是“悲劇”發生了，她越努力就越不能和沈伯伯調到一塊兒。
沈肯定是寂寞的，但他很會排遣寂寞。他經常給我寫信，寫他拎著飯盒去打飯時的途中風景——雙溪是丘陵，四周皆水，樹木蔥蘢，長空時有雁陣經過。沈時常在這樣靜謐的天地之間獨來獨往，雁叫更增加了靜謐，他時走時停，時而發思古之幽情，時而作撫今之浩歎。他依然是用毛筆在宣紙信箋上寫信，寫畢就寄往新疆。我在新疆收到信，一邊細細咀嚼，一邊把信轉給母親——當時，我父母也下到湖北的另一個幹校，距沈大約有一兩百裏之遙。母親看完，便直接寫信給沈，最後卻囑咐“請轉城北”……一來二去，“三地書”持續了好幾年時間。
記得，我在信中曾說：“昔在東堂子胡同（沈家住地），您曾夜數繁星，謂此係巴金、彼係冰心。城北今在祖國西陲，雲暗風黑，繁星不得見矣。”沈則回信：“九霄繁星遭風欺雪裹，心中繁星則無物能消磨。”足見他與巴金、冰心友情之篤。後來，“三地書”中更傳遞了新內容——沈已把北京家中大量硬木家具運到雙溪，因為領導曾囑告“多帶生活用品，除了煤球”。而這許多硬木家具，是抗戰後從地攤上所購。沈購買此類東西與眾不同，別人求新、求完整（由此取得經濟價值），沈則僅僅注重式樣、花紋，至於有無磕碰反倒不大注意——他追求的，僅僅是審美價值和對曆史的認識價值。因此我每每產生如下的聯想：每當打飯歸來，沈由那一種大自然的難言美麗，投身進入由蘆席隔成的鬥室，不能說是毫無苦痛的。但是，當他重新麵對這些久經磕碰的硬木家具時，必然會沉湎進一種曆史文化的難言美麗！兩種難言美麗交織在一起，他會不會認為反而是他的福氣呢？
“文革”後，我又在東堂子胡同見到沈伯伯。原來的房子隻剩下一間，沈把這一間住室兼工作室命名為“小小窄而黴齋”。沈伯母帶領孫女住在臨近的一條胡同裏，兩小間，每天起火做飯。沈為了集中精力工作，懶得回去，於是送飯的事就落到沈伯母身上。沈伯母晚上要照料孫女，送不了飯，所以通常是一天隻送中午一頓。夏季天熱，怕食物變餿，沈就經常預先服用防止瀉肚的藥。
沈工作起來是不管白天、黑夜的，他要追尋回“文革”喪失的時間，因此房中一切都是攤開的——書是攤開的，紙是攤開的，畫冊是攤開的，墨盒是攤開的，連一張張的宣紙信箋都是攤開的……沈寫長信，常常不是一氣嗬成，每寫到一段兒便停下來，轉而去做別的事情（包括給別人寫信），等到心中萌生出新的意思，才再度繼續那沒完成的信件。沈有這樣一種固執習慣：一方麵把時間看得無比珍貴，同時又舍得向好朋友、好學生傾吐心聲。每逢老朋友造訪，他能拋開原來的工作，一談就是兩三個鍾頭；每逢學生求教，他能拋開自己正在研究的專題而為學生解答最普通的常識。這是一種怪癖，不知道能不能這樣解釋：他心中埋藏了深深的苦痛，解放前的文學活動不被承認，著作紙型被焚毀，無異向活著的自己身上拋撒紙錢；改行研究文物依然困難重重，尤其是“文革”中，某些過去為自己鍾愛的青年“反戈一擊”，使自己怒火中燒，但在淫威下又有口難辯！如今回到北京並被允許工作，但那些整人者仍居高位，仍在縱聲談笑並伺機繼續整人！自己就隻能如魯迅“躲進小樓成一統”之詩，“小小窄而黴齋”便是任何人擺布不了的獨裁天下！就是要攤——把一切都攤開，擺得亂亂的，疊得高高的，誰管得著？自己不願上街，不願聽到和見到樣板戲、造反歌和紅色標語，自己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盡管“窄而黴”，可自己看上去無異於古色古香，且有規律可循！因此，中午要老妻送飯，晚上足不出戶，見“沒話人”半句嫌多，遇“有話人”千句嫌少，這豈不成為順理成章之舉！
1975年，我結婚了。妻子是北京人，運動中隨父母去河南幹校，在那裏招工進廠。我當時仍在河北固安縣教書。這樣的聯姻，前途未卜。
來祝賀的親友不少，賀禮大多是枕巾、被麵、茶杯、暖瓶、床單等實用之物。沈伯伯也來了，他的禮物可謂獨出心裁——一個清乾隆時的“五蝠（福）捧壽”瓷盤，一隻蝙蝠頭上貼了一塊用紅紙剪成的“囍”字；另外，在一塊拳頭大的朱紅臘箋上麵，用他瀟灑的行書寫了如下字句：“祝兩位多福多壽。”這兩句的下邊，又用小字做了注解：“為國家多做好事為多福，長壽則可為國家多做幾十年好事。從文敬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