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蕭乾
蕭乾是我父母半個多世紀的朋友，早在我出生前，就與我的雙親往還了。所以當我幼小的眼睛張開之際，他早就是不可搖撼的“當然存在”之一。對於這些“當然存在”，我在少年和青年時隻看到現狀的表麵，卻不懂得產生的原因、背景和路徑。在那個求生都難的歲月，如我這樣的晚輩很多，隻求大了之後不再重蹈家長的覆轍，誰又想到要去解讀父輩的人生奧秘呢？直到這幾年，當我把工作重心放到研究京劇文化之後，才嚐試用文化的眼光審視周圍的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於是，解讀蕭老人生和事業之路，並以之觀照和推動自身的為人和為文，就作為一項任務提上日程。
他和我父親走動最勤的時期，似乎是從六十年代前期開始，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這一段光陰，有人鬥人忙，有人被鬥忙，惟獨1957年的“死老虎”相對輕閑一些。加上兩家之間正好有一條13路汽車可以直達，一來二去的，幾天不見都悶得慌。有時父親如果實在分不開身，就讓我騎車擔任“交通員”，給他送封信或什麼吃的。去他家得先進東四十二條，進去向北一拐，又有一條平行的門樓胡同，其小其短，就像人的小拇指旁邊生出的“六指兒”。裏屋住的是文潔若的三姐和孩子，他們夫婦住外屋，是用一間門洞“改”出來的。蕭每次來我家，隻和我父親低聲兒“喋喋不休”。我母親就在他倆麵前走來走去，幹她永遠也幹不完的家務。多年之後，蕭在回憶文章中這樣描繪：“子岡頭上總是頂著一塊毛巾，把原來屋裏的一種無秩序，轉變為另一種無秩序。”至於我母親，也很看不慣他聞鼻煙，總說那東西“髒兮兮的”。我母親是蘇州人，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從骨子裏崇拜具有紳士派頭的人。比如原法律學院院長錢端升，那一時期也常來串門。每次來都服裝筆挺，手中總拄著個文明棍兒，母親也始終陪著說話；他走，母親也要送出老遠。在我的印象中，蕭老從沒在我家吃過飯，說完話拔腿就走。這一點和我父親極其相似，交友隻重視精神家園的相通，一在朋友家吃飯，就俗氣了。與此相反，我母親特愛吃，喜歡請人，更喜歡被請。“文革”後期艾青因治病回到北京，一度住得離我家很近，母親時常遛彎遛到那兒，臨到吃飯，人家客氣一句說“添雙筷子”，我母親就喜滋滋地“恭敬不如從命”。從對吃飯的態度恰可以反證蕭和我父親不屬“酒肉朋友”，他們的友誼是高潔的。至於談什麼，我不甚了了。猜想之下，或許都有一點“不在其位，卻謀其政”的痼疾吧。
“文革”前，我去了新疆，一走十五年。回來後，蕭已鳥槍換炮，先搬到天壇的南邊，三居室；後來又搬到阜外大街，房子更多了些，但屋裏的淩亂比我母親的“無秩序”毫不遜色。這時，蕭和我父親的來往減少了，他比以往大忙了。當然，我父母也忙，先為失而複得的工作，後來就為疾病。一為後者奔忙，就是被動的了。這時的我，有時還充當父母和蕭之間的“交通員”，因為我能騎（很遠路途的）車，比起上山下鄉，再遠也不算遠。這時的我，浪跡天涯的苦難歲月業已結束，已經“歸口”回到了我熱愛的京劇崗位。於是，我開始用曆史的眼光打量周圍的一切，當然也包含像蕭老這樣的“當然存在”——他是怎麼穿越風雨而活到今天的呢？再後，當我逐漸把精力集中在京劇文化的研究，再打量這個世界時，也就不知不覺地力求用文化底蘊去破譯那些曆史和現實的謎。因為能麵對蕭老的時間畢竟有限，我便更多地從他的文章中“偷覷”。“偷覷”是京劇術語，是一個舞台人物暗自打量對方時，舉起一隻手擋住對方的視線，自己的視線卻可以穿透手掌去觀察對方，同時嘴裏還可以“暢所欲言”而不被對方聽到。從這時起，我特別關注的，不僅是蕭為什麼能夠取得比《大公報》同輩記者更多的人生和事業上的成功，也包含他實現這些成功所采取的方法。
最初的“偷覷”是零碎和無計劃的，碰到什麼“偷覷”什麼。
比如報上介紹，蕭喜歡和青年人一塊出去看足球。青年是去看球，以及球中所蘊涵的戰略戰術，蕭則是出去看球場看台上的青年，看他們如何因球激動起來的過程，力求使自己的心態也年輕起來。稍後，我又“偷覷”了冰心和夏衍，他倆也喜歡從電視中看球，目的和蕭也大體相似。我心竊喜，覺得三位老人喜歡足球並非偶然，但仿效時既不去球場也很少看電視，而是透過各地報紙中的球類評論，品評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
還比如，細讀蕭寫的書，學他的筆法，更學他進入“狀態”的那種方式。比如在《一本褪色的相冊》中，他為了“逗”起全篇，先把一個微觀鏡頭放大：
我喜歡凝神注視窗台上爬著的螞蟻，自己恍若其中的一員。幼年的螞蟻，渾身是嬌嫩淺黃，後來身子逐漸變黑了，硬了起來。無論是在草叢間，還是在路旁，它們像煞有介事地、緊張而認真地橫衝直撞。遇到土坡就使勁爬，碰上一灘水也不顧一切地趟。有時抓住一塊餑餑渣子，似乎就喜形於色，有時也會拽起一個受傷的夥伴一瘸一拐地前進。它每移動一步，儼然都有個目的，然而從生命的全程看，卻又那麼盲目。
顯然，他用的是“高倍電子顯微鏡”，放大也不是純客觀的“冷冰冰”，而是坦誠地把自己也擺了進去。他以螞蟻自況，螞蟻那種勇敢而又盲目的行進方式，恰好是他這個“不帶地圖的旅人”的一種象征。他的感覺能夠如此到位，文筆能把感覺如此傳神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本事也確是一般記者所難企及的。
還需要充分把握和他短暫接觸的機會進行“偷覷”。一次，奉命把父親的一封信送到蕭家，他一邊拆信一邊對我講話，眼皮抬也不抬，專注看我父親的信，但嘴上卻連續地講：“你這幾年很不錯，有縱有橫。縱，是你的京劇研究；橫，是你的東伸胳膊西伸腿，什麼都來，什麼來得還都行。人生一輩子，什麼時候該縱，什麼時候該橫，是得琢磨一下。這不僅要受到客觀環境的製約，還應當發揮主觀的作用……”
我聞言大驚，原以為隻有我在“偷覷”他，沒想到他老先生在百忙中也在“偷覷”年輕人，一“偷”一個準兒，把我這些年的基本做法，就這麼輕描淡寫給說了個“底兒掉”（俗語，“透徹”之意）。
當然，他對我全是一片善意，有時還抓分奪秒暗授天機：一次在某飯店的電梯裏，我和妻子與他不期而遇。妻子很會抓緊，當即請他給她編的刊物寫稿。難得的是他一口答應。他看到我們困惑的表情，走得近了些，小聲說道：“我現在的小稿子，都是從很長的書稿中分割出來的，這在動筆寫作之前，就要有個統一規劃……”我聽到後，立竿見影仿效起來，於是“產量大增”。
不久前，我和妻子又收到他托人送來的他和潔若老師的合集《旅人的綠洲》（江蘇文藝版）。我倆急忙從頭向後翻閱起來。比如首篇《關於死的反思》：
這十二年，我同潔若真是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連死亡邊緣徘徊的那八個月，腎部插著根橡皮管子，我也沒歇手，還是把《培爾？金特》趕譯了出來。
我已經好久沒進百貨公司了，卻熱衷於函購藥物及醫療器械。我想盡可能延年益壽。每逢出訪或去開會，能直直地躺在賓館大洋瓷澡盆裏痛痛快快洗個熱水澡，固然是一種有益於健康的享受，我卻不願意為此而搬家，改變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愛音樂，但隻願守著我的雙卡收錄機，無意再添置一套音樂設備。奇怪，人一老，對什麼用過多年的東西都產生了執著的感情。
既然兒女都不急於結婚，我膝下至今還沒有第三代。但我身邊有一簇喊我“蕭爺爺”的年輕人。他們不時來看我，我從他們天真無邪的言談笑語中，照樣也得到溫馨的快樂。
死亡的必然性還使我心胸豁達，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種事物的性質和分量，因而對身外之物越看越輕。倒是每聽到一支古老而優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隻創作出一宗悅耳、悅目或悅心的什麼，能經得起時間的磨損，也就不枉此生。
在跑最後一圈時，死亡這個必將使我與家人永別的前景，還促進了家庭中的和睦。由於習慣或對事物想法的差異，緊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時難免會產生一瞬間的不和諧。遇到這種時刻和場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們還能再相處幾年啦！”
死亡神通廣大，它能促使人奮勇前進，又能看透事物本質。我想來想去，唯一的解釋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為唯物主義者，因而也就無所畏懼了。
無須再行引錄。一個鮮明的印象攫取了我：蕭老變了！他真是越老越豁達、越老越慈祥。現在已經到了我從整體上把握和研究他的時候了。找出他近年送給我和妻子的七八本書，我在其中夾過一些小紙條，也在一些頁碼的字裏行間畫了橫線或加了注釋。這些都曾是引我深思的“興奮點”。蕭老的一生，大約就是從這些“興奮點”上跳躍向前的。別人習慣“摸著石頭過河”，他卻是“跳著石頭過河”。他從不諱言自己的一生走過彎路，但他也的確因此走過別人連想都沒敢想的勝利和成功之路。
他已經八十五歲了，如何給他的一生“定位”呢？我以為，與其“定位”在“著名記者”或“著名作家”上，還不如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一生都是個“不帶地圖的旅人”。他的早年是這樣的，時局混亂，可他有時磕磕碰碰，有時如魚得水。上了名牌大學（燕京大學）不“一氣兒”上完，中間休學跑南方去了一年，回來後又從英語係轉到新聞係。進《大公報》後依然舊習不改，從喜歡跑外地發展到跑外國，到了外國又是“一趕三”——既當老師也當學生，之外還當《大公報》的記者，除了不斷給國內報紙寫新聞通訊，還把自己的小說譯為英文，甚至直接用英文寫書。看來，他的性格以及能力，完全能勝任這種紛亂的局麵。看來，這是他的命，也是他的性（格），源出他的擰，更是他的幸（福）。在他的晚年，這種旅人性格依然未改，隻不過開始知道帶“地圖”的好處了。他勇於從現實生活中發現最尖銳也最動人的題材。在全國政協委員的例行視察中，東北的鹿場招待他們觀看鋸鹿角（以取鹿茸），於是蕭看到如下的鏡頭：
前後表演一分鍾，然而可真嚇人！先把鹿趕進木柵欄裏，有個裝置可以把整個鹿頭卡住。然後不打麻藥，就哧拉哧拉硬把它的犄角鋸下。善良的鹿疼得一邊跺蹄子一邊鳴叫。快鋸完時先關照大家隱蔽好，然後木柵一啟，滿頭血淋淋的鹿就如一匹猛獸竄出去。它疼得四下裏亂蹦亂撞，一路地上都是鹿血。這時，我立刻想到了遇羅錦和張誌新。為什麼想起她們兩個？我想：一、她們都像鹿一樣純潔、善良。二、割張的喉嚨時，她的痛苦不會比這輕。那麼多人寫雷鋒——聽黨話的模範，可很少也來寫寫這兩位敢於同邪惡抗衡的硬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