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把這種絕對真實的感受，先用家信告訴文潔若，然後又收進自己的集子。我以為，蕭在寫家信時確信自己帶著“地圖”，因為黨已然對若幹曆史問題做出了決議，這種感慨完全是正當和積極的。此外，他在對自身肌體的探查上，也采取了帶著“地圖”的探訪。他感慨自己“要作為健康人，首先就得把五髒六腑理順。1972年我得了冠心病，中西醫都請教過。當一位中醫給我開舒肝理肺的藥時，我告訴他，我的肝、肺都還好。他的一席話至今仍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說，五髒是連著的，行醫最忌諱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治病之道，其實就是把五髒六腑相互關係理順”。在治病中想真正理順內髒間的聯係，沒有一份兒相應的“地圖”顯然是不成的。
在他的一生中，曾有兩個女性對他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個是楊剛。我母親也熟識她，她是我母親很少由衷敬佩的女性中的一個。母親說她很能抽煙，能寫“老長、老長”的社論，能做“很理性、很理性”的思考，母親還說她是個“不像女人”的女人。但蕭乾不能沒有這指路的女神，每逢到了人生的三岔路口，如果沒有她來“現場指導”，蕭準要出亂子。楊不幸在1957年去世，後來蕭的步伐果然就亂了。再一個是文潔若，是她麵對苦難的超人勇氣，給蕭以繼續求生的精神力量。尤其是蕭“複出”後的這些年，她麵對陡然上門的榮譽和享受，一點沒有被誘惑，而是把頭深深埋在書桌裏，日以繼夜地寫啊寫啊。隻要她在身邊，蕭就時刻感受到一種鞭策，一種鼓勵。當然，她沒能更多地照顧家庭和孩子，是她實在沒有那一份兒時間和精力。因為她心目中的“蕭乾夫人”，就隻能是像“現在的自己”這樣的。幸好，她所缺乏的這一部分勞動，由自己可敬的三姐代勞了。
我讀過蕭的年表，發現他是“兩頭大”而“中間小（乃至無）”。“兩頭大”中開頭兒的那個“大”，是指他青壯年時期的迸發熱情，顯現才華，幹什麼成什麼，無論哪一樣都顯現出人生的主動性。相比之下，後頭的這個“大”，是對他“複出”後成功的記錄，哪年哪月出了什麼書，哪年哪月到哪兒演講或領獎（後來就是給別人頒獎）。兩個“大”相比，我感到頭一個更動人和更美麗，後一個就因“飽經磨難”而顯得深刻了。“中間小（乃至無）”也就是“飽經磨難”所形成的事實，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悲哀。和我父母相比，蕭的“中間小”仍顯“輝煌”。我曾設想：假使蕭1957年“沒出事兒”，按照他的性格邏輯，此後的二十二年間他又應該做出多少“上天下地”的大事情？今天讓我們以“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仔細猜測，他果然就能逃出時代造成的大劫難麼？那些由他做出的“上天下地”的大事情，果真就能通過曆史嚴峻的考核麼？恐怕也難。估計像他那樣的性格，即使在1957年漏網，“文革”肯定會“在劫難逃”。這樣一想，覺得還是“先吃虧”更好一些，“先吃虧”先覺悟，至少可以贏得“改正”後二三十年的安詳日子。
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他在人生謀略上強調“不說假話”，這和巴金的“堅持講真話”好像不完全一樣。到底區別在哪裏？蕭乾和巴金之間，到底誰對誰不對？我覺得他們二位的文化背景不太一樣，同時在“十七年”中境遇也不一樣。巴金激進、孤高、淩厲乃至脆硬，重點在文學，習慣反省和鞭笞自身。他許多地方與當代中國的大背景不甚協調，不太可能熟悉鼻煙、相聲和“六指兒”，當然也因此而可貴。蕭習慣生活在很深的北方世俗文化中，他性格中的“老北京”成分不少，至今文章中還一口“京片子”。“老北京”到底有什麼特點？從好處看，是它的“皮實”，有韌性，任外界怎麼著，結果我還是我。當然，也有不那麼積極的東西，“好死不如賴活著”、“螻蟻尚且貪生，為人豈不惜命”，都潛移默化滲透在“老北京”的人生哲學當中。蕭對相聲的熟悉和精通，也從一個側麵鈍化性格。相聲極少有投槍匕首，有的隻是怨而不怒。相聲能夠幫助咀嚼人生，但不可能戟指人生。其實，世間一切事情都是兩麵性，出世與入世，熱情與冷靜，乃至“堅持講真話”和“不講假話”，都不要簡單說哪個好與哪個不好，隻應該使二者相輔相成。我特別想講，如果把巴金和蕭乾的這兩句話用在不同的方麵，處理間題就“絕對頂峰”並“圓滿自如”了。但因為每個人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一般隻在具體行業的特定層次上定位，所以就無法相互代替。這個社會不能沒有巴金，同時也不能沒有蕭乾。巴金和蕭乾各有位置，也無法分出高下。就我個人來講，似乎更接近蕭老一些。比如十多年前，我既寫闡述京劇學術的文章，也寫批判社會惡現象的雜文。可後來覺得精力不夠用，同時發現京劇文化尚是一個空白課題，要想讓京劇從逆境中突圍，從京劇文化“做起”才可能以一當十。由此，我便把力氣都花在這上頭了。我想，有關京劇文化的事情，我必須說真話，並且力求多說幾句。這包括因認識不到說了錯話的情況，如果真說錯了，我願意發自內心檢討之。至於非京劇的事物，因為平時關心得就有限，況且領域寬廣，關心者也更多，為之說真話的大有人在。我要麼不說，要麼少說，少說時保持一種“力求不錯”的感覺就是了。
無庸諱言，後來蕭老已經屬於整個文學界或文化界，但我從內心感情上看，從他和我父母那輩人的私誼出發，總還希望他仍然屬於新聞界人，至少，他應該成為新聞界的一個研究課題。試問：當年《大公報》推出了多少有名的記者？其中，有如蕭老這樣轉向作家、翻譯家的，有如範長江、楊剛這樣轉向政治家的，此外還有轉向外交家或別的什麼家的。總之，人才不但出了不少，而且都出得挺“大”。這種現象從宏觀講，是符合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記者最貼近當時當地的現實，如果這一貼近真的符合客觀，那麼其成功就不應該有什麼疑問。但是從微觀上，為什麼有的人轉向了這一行，轉向的客觀和主觀原因是什麼？為什麼其他人轉向的是另一行，又是怎樣轉向的另一行？還有，如果他（她）沒有改行，又怎麼在本領域內向著“大記者”的目標前進？如此等等，應該都是新聞人類學的研究課題。在它的下邊，“蕭學”、“範學”和“楊學”等等，則是一些有興味的邊緣分支學科。
啟功的“內功”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沒事兒”時坐在家裏，遙感那些文化大家的“內功”。借助某些條件，我有幸能接觸到這些老人。但老人們畢竟精力有限，不能把寶貴時間來陪我聊天。於是我就換了方法，平時盡量搜集、研求他們的外部功夫，並冷眼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動作、語言、表情、神態，然後當某種契機到來時，便通過緊緊的把握去遙感老人們的“內功”。
當年，我接觸他的時候——啟功先生已過八旬，他外部的功夫數不勝數——書法家、國畫家、文物鑒定家、古典文學研究家、教育家……此外對滿洲風俗典章製度、對佛教的禪宗和密宗，也有很精到的研究。老人總是樂嗬嗬的，墩墩實實坐在你的對麵，智慧的語言源源吐出，想到高興的事兒時自己先笑，而不像侯寶林的那種冷麵滑稽——一臉的“跟人過不去”，反倒把觀眾逗得前仰後合。啟功想笑就笑，從不打算感染他人卻又時刻在感染他人，甚至當記者拿著采訪本想記點“真格的”時，他會動問對方——自己“像不像大熊貓”？
我多次試圖遙感他的“內功”而不得。誰知偶然看到他發表在《讀書》上的一篇短文，卻從中獲得了感悟。題目挺直露——《玩物不喪誌》，他介紹了摯友王世襄先生作為一位“玩物大家”的事跡。啟先生入筆時的心態，似乎還是平平正正、遵循常規的。他首先列舉了王先生涉獵的範圍之廣（從能古文、能駢文、能做詩填詞、能外語、寫一手歐體字、畫一筆花卉，直到喜養鳥、養鷹、養獵犬、養鴿、養蟋蟀，甚至發展到種葫蘆、雕模具，最後製成的葫蘆器流傳開來，被人誤認為是古代製品，印入圖錄，定為乾隆時物），隨即又介紹其研究所達到的深度（把一向說得玄妙莫測而又千頭萬緒的古代論畫著作，搜集爬梳，既使紛繁納入條理，又使深奧變為顯豁）。隨後，啟先生又盛讚王先生全麵、深入地研究漆工技術方麵的功勞。啟先生講：“我聽說漆工中最難最高的技術是漆古琴和修古琴，我又得知王先生最愛古琴，那麼他研究漆工藝術是由古琴到木器，還是由木器到古琴，也就不必詢問了。他注解過一部講漆工的《髹飾錄》。我們知道，注藝術書詞句易，注技術難。王先生這部《髹飾錄解說》不但開辟了藝術書注解的先河，同時也是許多古書注解所不能及的。”寫到這裏，我揣測啟先生的心忽有所動——他是不是也想到了自己在治學中的艱辛和幸福？是不是想到了他的師輩和朋輩？是不是想到了八十年來傳統文化的不斷衰落？此刻，他必然是思緒翩翩、心境沉重的……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不同作家的不同個性，往往會在此時有鮮明的流露。如果是“文革”後的巴金，必然發出冷峻的思索，使《隨想錄》再增加一些篇幅；如果是沈從文，也許什麼也不說，隻是舉起右手，橫向旋轉一下向上的掌心；如果是冰心、是夏衍、是蕭乾，我相信都會“表演”出不同的性格細節……然而啟功就是啟功，他居然把湧上心頭的感慨和嚴峻，轉化成一種調侃、幽默的歌聲，筆尖之下竟然流瀉出這樣的詩句：“如果有人懷疑我這話，我便要問他：《詩經》的詩怎麼唱？《儀禮》的儀節什麼樣？周鼎商彝在案上哪裏放？古人所睡是多長多寬的炕？”
多麼有趣！四句話最末後的一個字都協上了“Gang”的韻腳！並且從四聲上講又都是仄聲！或許，啟先生不是一上來就想協韻的。但他的心態讓他涉筆成趣，從偶然上韻到執意協韻，終於完成了這樣意味雋永的文字！協韻，絕不是純形式的東西，它尤其是漢民族幾千年來歌唱吟詠積澱下來的一種潛意識。遠的我不知道，太“文”的我也不曉得，我隻想講一點俗文化中的類似之處。京劇在本世紀初湧現了四大名旦，他們有一位共同的老師王瑤卿。王在二十年代末期（或三十年代初）對四位高足有過“一字評”：“梅蘭芳的樣（兒）、程硯秋的唱、尚小雲的棒、荀慧生的浪。”這四個字未必多麼準確，然而它們琅琅上口，鮮明好記，同時大體符合四個人的藝術特征。結果呢？半個多世紀過去，當我們在心中默默揣摩四大名旦時——如果力求用最簡單、最鮮明的形象去概括時，似乎還找不到比這四個字更加神情飛動的詞語！同樣，在園林美學中，也有四個字被用來表現優質太湖石的標準：“瘦”、“皺”、“漏”、“透”。這本身似乎也成了千古絕唱——在秦漢，在唐宋，出不了這樣的語彙；在民國之後的八十多年間，甚至延續到今後的無窮遠，也再不會出現類似的語彙。它的出現自有其時代背景，它也就在特定的文化峰巔上“定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