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的分號——憶馮亦代、黃宗英
1995年秋天，北京“三味書屋”來了十幾位文化人，慶祝馮亦代、黃宗英的結合。與會者多是他倆幾十年的老友，一進門就有說有笑、有打有鬧的。來的最晚的是黃宗江，他的身份特殊，大家立刻揪住他提問——今後，是宗江應該繼續稱亦代為“二哥”呢，還是亦代應該隨著宗英叫“大哥”呢？在一片笑聲中，不知哪位前輩對我說：“城北，你和他倆透熟，你說怎麼論才合適……”我連忙聲明：“我是晚輩，沒資格談這問題……”
不久前，馮、黃的散文合集《命運的分號》（江蘇文藝版）問世，他倆親筆簽贈給我和妻子。書拿上手，發現可以從兩邊看，一邊是馮開頭，另一邊是黃為首。就在那兩天，先後又收到三本親筆簽名的贈書——蕭乾、文潔若的《旅人的綠洲》，吳祖光、新鳳霞的《絕唱》和黃苗子、鬱風的《陌上花》（都是江蘇文藝版）。我很感慨，四本書的八位作者，都和我父母有半個多世紀的交誼，但是從開始翻閱書前照片的一刹那，我就萌生出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馮、黃的這本分量最重。啊，因為我是晚輩，本來沒資格談這問題，但是兩邊的照片像是兩把利劍，把蒙在我心聲上的輕紗挑去了。您看這邊，是馮亦代和鄭安娜的照片，我認識他二位已經三十多年，但他倆年輕時的許多照片還是頭一回見。您再看那邊，是黃宗英和趙丹的照片，我從宗江、宗洛、宗漢老師處知道他們這位活潑的姐妹也有十多年了。因為我是晚輩，本來是即使見到和想到了也不打算說什麼的，可不知道為什麼，心中的話語湧動著和跳躍著，我已經顧不了許多了……
三十年前，我父母住家和馮、鄭很近，我也常去串門。馮當時和我父母一樣，先都當了“實打實”的右派，後來又接著當漫長無期的“摘帽右派”，安娜卻一直隻是（摘帽）右派的家屬。但從家庭關係看，馮卻依然是“一家之主”：看書、寫（毛筆）字、鍛煉、出門看朋友……對於安娜，隻聽說“也是搞翻譯”的，但去他們家多少回，回回看見她在搞家務。後來，我隻身去了邊疆基層，十五年後又隻身調回北京。回到父母家，才知道馮、鄭早已搬家。又過了幾年，我和妻子也搬了家。等真的搬了家才知道，敢情是和馮、鄭在同一個大院兒裏。這時的馮，已沒有當年經常出門看朋友的瀟灑，他剛剛得過腦血栓，每當天氣晴和的傍晚，他都要拖著兩條沉重的腿，在我們這個並不整潔的大院兒中走來走去。如果天氣不好，他就在他的“聽風樓”鍛煉，那是一間難得見陽光的兩居室。“走過去是七步，走過來也是七步。”這是昔日中學課本所選尤利烏斯?伏契克《絞刑架下的報告》中的話，我不知道怎麼聯想了起來。至少單從麵積來看，用它描寫“聽風樓”的窘迫還是差不多的。這時的安娜更像家庭婦女了，一身洗得發白的衣服，頭上時常包著一塊毛巾，這“扮相”也挺像我母親的。她的身高不會超過一米五五，極瘦，眼睛高度近視，有一隻的光感已經很微弱了。但聽說，就是這樣的身體條件，也沒能逃脫去幹校接受懲罰勞動。
後來，接觸一點點增多了，我才發現她經常在另一間吃飯的房子裏“用功”，有時是輔導孫輩的英語，有時是自己搞翻譯。到後來，我才見到了她和馮合譯的外國文學著作。馮還告訴我，有些隻署了他一個人名字的著作，其中包含安娜大量的勞動。我還注意到，在這間難得見陽光的房子裏，每到春節前後那幾天，總有兩種特殊的喜氣在洋溢，一是馮收到的賀年片，另外就是安娜培養的水仙花了。水仙多是他們在福建的老朋友何為所送，安娜對之的愛護是難以言喻的。因為平時，她的孫子和外孫都是中午和晚上在這兒“過”一下，順便吃飯和接受她的外語指導，晚上就各回各的“小家”去了。所以晨昏可以陪伴她的，就隻有這水仙了。在她看來，水仙也就是她的孫子和外孫，或者不似孫輩，又勝似孫輩。
馮的身體很快得到了恢複，他先後出過幾次國，書案下的照片記載了他的行蹤，更證明了他喜悅的心情。和外麵的老朋友重新接上了“關係”，又認識了許多新朋友。有時我去看他，他眼睛很“尖”，常常看到我領口內露出的花襯衣，一霎時，眼睛亮亮的，問我是從哪兒買的。我告訴他，這是小葉（我妻子）買的，他當即打電話到我家裏（這時兩邊家裏都裝上了電話），問小葉見沒見有適合他的型號的……對此，安娜早就習以為常，她是依然故我，依舊是一身洗白了的舊衣服。盡管如此，她的“格”也擺在那裏，人雖瘦小，可一派大家風範。我多次遇到安娜和馮對坐在書桌前討論外文文稿，從表麵看頗不“平衡”，因為馮塊頭大，衣服也相對鮮豔，安娜則近乎幹癟，服裝極度樸素。但是一進入討論的過程，鄭的分量就顯現和增加了，她眼光依然是暗淡的，但發表意見有條不紊，一句話出來就幾乎是結論。大約也就在這時，我偶然見到鄭的幾張舊照片，有她大學時期的，也有她和馮戀愛當中的……啊，青春多麼美好，她曾經是那麼的美麗。
那邊，黃宗英和趙丹的照片光華四射，這對演員夫妻才氣縱橫，真是那個時代的驕傲。翻開第一篇文章，是黃宗英在阿丹逝世一周年時，代表他去法國參加國際電影節的感懷。她這樣寫道：“當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北京上空騰起，我看見一團淘氣的白雲，抖擻奔馳，回過頭來向我打招呼。嘿，這個阿丹，改不了的急性子！他催促：‘別磨蹭，老伴！朋友們等著哪！’……”我不再引錄原文，就憑這幾句話，就足以證明“知阿丹者，宗英也”之不謬，或者也可以反過來，引證了“知宗英者，阿丹也”的正確。宗英一門兄弟姐妹，原本生長在同一個家庭，應說人生的最初起點是相同或相近的。後來，就由於生活和工作環境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大哥宗江，馳騁在“電影、話劇和京戲”這樣的“三角地”中；二哥宗洛長期工作於北京人藝，小角色沒擋住大演員的頻頻亮相，近期插手電影電視，自稱“影視新朽”；小弟宗漢，原不是搞文藝的，近年因搞大觀園摸到了“文藝經營學”的奧秘，一方麵自稱“京都文丐”，同時卻財大氣粗，搞一樁文化建設賺一老鼻子錢。這一家子都是文藝天才，隻有宗英最後落腳在南方，她背倚趙丹和大上海，多年來就這麼深一腳、淺一腳地趟過來了。先是六十年代，涉足報告文學，寫了《小丫扛大旗》一集漂漂亮亮又風風火火的散文，近年又三進西藏，和徐鳳祥教授結為知心密友。黃門中隻有她最特殊也最不可捉摸，她嚐言“越是別人來不了的，自己才最願意一試”。這絕不是假話，連她北上“歸隱書林”的決定，最初恐怕連自己的親哥親弟也不無吃驚吧？
我和她——“宗英阿姨”，從沒直接接觸過。但就在重陽節那天下午，她忽然給我打了電話：“徐城北——（片刻的停頓，大約想了一下）老——師——”“師”字念輕聲，不無調侃也不無親切。我聽出她的聲音，連稱“宗英阿姨，您別這麼稱呼……”她緩緩道出找我的原委，說在半小時以後，她就要出去參加一個外事活動，還讓她即興做一個發言，她想屆時談一談我國戲曲上的“拜月”故事，找我就是為了尋找準確的“典出何方”。她在電話中慢悠悠地說：“我們當演員的，什麼事情都知道一點，可知道得又不深……”我也實話實說，問京劇“我張嘴就來”，問戲曲得“容我查閱百科全書”。於是，十分鍾後我再撥通她的電話，“任務”完成得差強人意。事後，我聯想到自稱“藝人”（而非“文人”）的宗江老師，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公然宣稱：“大家都說我善於即興發言，殊不知我在事先準備時，把吃奶的勁兒都給用上了……”看來，黃家兄妹的成就多多，是有其訣竅和操作手段的。於是，我由宗江而宗英，又由宗英而趙丹，看來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對於造就南方藝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晚輩琢磨長輩的成材之路，本應默默領會而不該誇誇其談，看來我又說多了。
自從馮、黃結合之後，報上“炒”的消息很不少。去年的臘八，我忽然得到消息：馮、黃因病住院，就住在和我家近在咫尺的積水潭醫院。妻子知道後，立刻熬起了臘八粥，命我騎車送去。一切都巧，來探視的人不少，可誰也沒想到要帶臘八粥。於是這一招就拔了頭籌。二位當著我的麵就加了一餐，我看著也有趣，他倆是一種病，發燒也一般高，兩張床上打著同樣的吊針。何止是同病相憐，似乎還應該加上一句“同誌（趣）相偕”。我在醫院就萌生出寫文章的意願，但回家和妻子一說，當時她高聲宣布：“這文章我寫了！”果然她寫完寄給《新民晚報》，題目就叫《臘八粥》，從過去的風俗說到現在，從給馮、黃送粥說到另外送給大院裏賣菜的安徽農婦。我看了也心服，文章就是得有點閑適之筆，若是“直來直去”，就沒“哏”了。
我衷心祝福馮老和宗英阿姨，並一再向朋友推薦《命運的分號》。它之所以不同尋常，恐怕就在於其中蘊涵了太多的人生感慨。一本書從兩個人擴展到四個人，在一樁新的婚姻背後又疊印出兩樁“陳舊”而又美滿的舊的婚姻。此外，就在這樁新的婚姻當中，又折射出整個社會當前各種同中有異的心態來。我讚美他們二位，同時祝願他們老夫妻相扶相偕，多多保重。
憶汪曾祺
滋潤翻騰舊物，不料揀出一封三四年前的舊信——
城北：
書二冊，煩交張伍同誌轉給王薇。
請張伍同誌給我一個薇薇的地址，我要給她寫一封信。
你想來活得還滋潤。
我還好，隻是文債多，忙。
今年大年初一立春，是“歲交春”，據說是大吉大利的。語雲：“千年難逢龍華會，萬年難遇歲交春。”那天，你可以吃一頓春餅。
曾祺白
一月十八日
真是一篇充滿“滋潤”情致的散文。一個意思隻用一段話，話完了，意思卻還沒盡。
汪先生是我的長輩，我認識他快四十年了。當年在國會街的新華社宿舍，一座二層的木質小樓中，他手中“團”著一盅烏龍茶，回答我如何寫出《沙家浜》唱詞的提問：“那天沒事兒，我就這麼獨自坐著，手裏也‘團’著一盅烏龍茶，那些唱詞自己就‘流’出來了……”那陣兒，吳祖光先生寫了一出京劇《鳳求凰》，正和中國京劇院磋商，想請李少春摘下胡子演司馬相如，卓文君則由杜近芳扮演。記得那時，範鈞宏、呂瑞明一些人都挺興奮，李少春不戴胡子談戀愛實屬第一遭。大家都從正路上促成這出戲，惟獨汪表態說：“我反複想了，覺得還是走莫裏哀的路子合適，把卓文君演成蕩婦，近芳也不能總演‘大青衣’，梅派總得發展啊……”汪滔滔講出他心目中的細節。盡管在場者皆不讚成，但也不能不服汪的學識和膽魄。
我在“文革”後調入中國京劇院，那時汪還在北京京劇院。汪改編了醜行老戲《一匹布》，隻演了一場就“收”了。我沒看到演出，便向他要劇本。隨著打印本他還附了一封信，其中說：“當年進入梨園，就是想繼續二十七年前的舊誌，和京劇鬧一鬧別扭。不料京劇傳統比城牆還厚，一拳打下去，隻弄得頭破血流。你還年輕，有力氣，希望你能和它摔一摔跤。可現在你太好說話，也太隨和……”這顯然是最溫和的批評。
十餘年後，他給我的一本書寫序，其中談到我對梅蘭芳文化現象的研究是“深刻和獨到的”，看來已扭轉了對我的看法，但又多少有些遺憾地指出“城北幹京劇，純屬自投羅網”。
四年前大連召開筆會，北京一些文化人去了，他年齡最大，我年齡最小。他依然不能忘情京劇，時常講點梨園軼事。他講王瑤卿當年說“梅蘭芳的樣兒”，我半信半疑提問可是“（梅蘭芳的）像”？他肯定說是“樣兒”。我回北京再打聽，果然是“樣兒”，發展到“像”是三十年代以後的事。一字之差，既說明軼事有代溝，也證實軼事也會隨著時代更新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