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連時他沒少給人畫畫寫字。都是在晚上，他不但自己畫，還把我和蘇叔陽給拉去了。他畫畫的姿態實在瀟灑，一隻手拿筆，一隻手抽煙，抽煙的手累了，便轉而拿起酒杯喝一口。我大致計算過，他每畫一晚上，白酒總要喝上半斤。某日我站在他旁邊，發現他精神好，“下筆如有神”，便向他索畫。他沒推辭，先畫上兩隻毛茸茸的小雞，十分滋潤。然後使用破筆勾勒出一隻古瓶，瓶口“吐”出兩枝梅花，傾斜宛轉著特有姿態。最後請他題款，特意囑咐他也寫上我愛人的名字。他略想了想，然後一揮而就——“城北稚珊平平安安”。
無語。要是早幾年，我不會同意這個題款的。因為人生一世，草生一秋，不都應該留下一些痕跡嗎？怎麼，把“平平安安”視為人生的最高目標，是否低沉了？但就在汪題款的時候，我微笑了——因為畢竟比早年成熟了許多。
從大連回到北京，我請人把它裱出來，掛在客廳醒目的位置上。汪這幅畫並不孤單，就在它對麵牆上，沈從文先生的章草也在微笑。
前兩個月我去看他，講起《一匹布》的打印本以及那封信都保存著，他很感慨，半天沒說話。我問他“二十七年前的舊誌”是怎麼回事，從時間上看要在1957年之前，他“啊”了一聲回答：“那是建國初期，有回齊燕銘召集開會，號召改舊戲，我當場就放了一炮……”
臨走，談話轉移到輕鬆題目，他說附近的晉陽飯莊還有三個菜“可吃”，一個芙蓉雞片，一個小炒肉，還有一個什麼，忘了。“不過，哪個做得都不如我。”哈哈一笑，拉開大門，送客。站在門口，他說起我的毛筆字不如當年，準是“讓電腦弄的”，叫我有空多讀帖，比如蔡京的字就很耐讀，“但不要陷進去出不來”。
這次談話中他提到，已經不想再寫什麼了，惟獨“最後還想出一本書畫集”。這“最後”二字，可就是無心流瀉的讖語？
“美國家書”
汪曾祺文集共八卷，最後一卷中收有書信一欄，除了1987年（六十七歲）時寫給妻子的“美國家書”十六組（每組由若幹段落集成一封信）是完整的之外，還收集了另外給十位朋友、同事或晚輩的信。這類信多不完整，第一、第二兩位收信人的提供相對完整：朱德熙，十六封；第三位是黃裳，六封，但頭兩封起始於1948年，半個多世紀還替人家保存著，這交情就太值得稱道了。其中還有我提供的兩封，其實我與汪先生通信很早，自六十年代前期就開始了，他還用宣紙給我寫過長卷式（豎寫）的信，內容與書法都很好，可惜我後來去了新疆，隨後又爆發了“文革”，汪的信也就遺失了。“文革”後我返回北京，分配在中國京劇院當編劇，與他通信、見麵、飯局，連同參加筆會，接觸是比較多的，書信大約也有十封以上。甚至，他還寫信要我幫助給他最小的女兒“在社會上找個工作”；無獨有偶，十五年後中國京劇院縮小編製，取消了以我為主任的研究部的時候，我也寫信向他“問計”，征求我應該怎麼辦的問題。我應該實話實說，我之所以很早就關注汪，是因為打算通過汪去“遙感”沈（從文）。沈在我心目中地位太高，我父母又與沈關係太深，使我得以很早就能接觸到沈，但我成年之後沈就進入老年狀態，活力遠不如他的得意門生汪了。我深感到沈的東西太豐富也太重要，能夠得其真傳的隻有汪。所以我的這種動機不僅是真誠的，而且還相當明確主動。但我青年時期就去了新疆，八年後又轉移到河北；而汪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先在張家口，後回到北京當京劇編劇。與其他的右派相比，他安靜得多，他甚至說過“我被打成右派是三生有幸，否則我這輩子也過於平淡了（大意）”的話。我覺得，自己在許多方麵與汪先生近似，我去過新疆與河北，“文革”中在全國二十二個省市流浪過一年半。我甚至也想過——如果父母沒被打成右派，如果我因此後來一帆風順，甚至平步青雲——但如果真那樣，也就真沒什麼意思了。我年輕時經過大坎坷與大磨難，這使我懂得了民間基層的許多的人與事，更使我懂得了如何過好自己的一生才算“值得”。終於，我在磨難後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一個與汪先生近似的大環境（梨園）中，我很勇敢，也很小心，我覺得汪許多方麵是我的榜樣。甚至有一次遇到蕭乾老先生，他還把我與汪先生當成了同輩的朋友。記得我急忙聲明“汪是年長我二十歲的老師”。當然，蕭年長我近四十歲，在他眼裏，汪似乎比我大不了許多。
話鋒還轉回到汪先生的書信上來。他是很能寫信的。能寫信的人經常很寂寞，似乎也隻有寂寞的人才能寫出好信。沈從文先生就很能寫信，習慣用寫信向熟人傾訴自己的心聲。我父母就接到過許多沈先生這樣的信，甚至連我在新疆時，也經常收到沈先生的長信，讀過再轉寄給在湖北的父母。當時，沈先生在湖北的另一處，本來他與我父母就近交換信件更方便。但囿於大環境的關係，沈先生還是寧願把信轉道新疆，形成一種“三地書”的格局來傳遞他對老朋友及其孩子的關切。然而，在汪先生文集中的書信部分，我卻感覺出一種“急就章”式的缺憾，搜集得過於匆忙了。出版文集是在汪去世後的次年，汪的文集中居然沒有一封是寫給沈的。我隻能算是汪氏兄妹的“長兄”，也翻箱倒櫃找了一通，信隻找到兩封（文字雖短，質量卻頗不錯），重要的是我找出汪先生修改的一出京劇老戲《一匹布》的油印本。這是汪先生的重要作品，但他生前沒收藏，最後卻因我的保藏得以亮之於世，對此我是非常得意的了。
汪的妻子施鬆卿，曾是汪的同事，1945年她與汪同在昆明的一所私立中學任教，接觸漸漸增多。汪那年二十五歲，施總要小幾歲吧。沈先生與其夫人原來是師生，沈追求期間寫過大量的信。汪追求曾是同事的妻子，當初寫沒寫過信呢？如能存幾封發表（連同以後寫給沈的一起發表），這書信部分可就“厲害”了。汪與施是戀愛四年後（1949年）在北京結婚，施曾長期在新華社工作，汪也長期隨同施住在新華社的宿舍中。我“文革”前見過施，四十來歲，一派職業婦女（但又非常賢淑）的風範。等到“文革”後，我就隻聽其聲音而未見其人了。兩次（一在蒲黃榆，一在虎坊橋）於其家，都是我正與汪先生談著話，就聽隔壁發出長長的呼叫聲“曾祺……曾祺……”聲音有氣無力，充滿了病態。汪趕忙去往臨室，好言好語告訴她：“沒事吧？我正跟城北說話呢……”汪把這話重複兩遍，停頓片刻（這片刻中必定有表情的交流）不見有聲響，便又跑回來繼續跟我聊天。我覺得再呆下去不合適了，便告辭，汪阻攔說：“大老遠跑來，多聊會兒，多聊會兒。”我一“指”隔壁（沒敢用手，隻用神情去表達）——汪意會了，笑說：“沒事兒，不是朝你，不是朝你。”但囿於這種氣氛，我覺得再呆也沒意思了，就再三告辭，汪想了想，也就不再阻攔，隻能惋惜送客。汪這個人，在北京文壇是有名的老好人，尤其是對青年。但在作家圈子裏不肯與他人深交。與他真正能互相懂得的，似乎也隻有林斤瀾一個。在汪與林的關係上，我懂得了什麼叫作“惺惺相惜”。反過來，汪對林也是真好，看到林在文化界沒能獲得應有的名聲，便主動索要去林的近年的主要小說，通讀之後，便認真寫出讚美林之小說的文論。林當然是深深感動，表麵上卻又無言。在汪去世後，林作為一個“終生之友”，由他在汪的長篇自述中插入了他對汪的許多認識性的文字。
再回到“美國家書”之上。我研究了汪的年表，其涉外出去一共三次：1985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代表團訪問香港，時年六十五歲。第二次就是這次去美國，是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點名邀請，六十七歲，出訪時間為三個月。第三次是在1994年，七十四歲，是去台灣參加“兩地三邊小說研討會”，為期一周。他一輩子出去就這麼三次，實在不算多。原因無非有二：一是他恢複小說創作是在六十歲後，二是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否則像汪這樣的名家，出去幾十次都不算稀奇了。說去美國的這一次，費用全是那邊掏，三個月當中一邊寫作，一邊參觀遊覽。除了大陸作家之外，還有其他國家與地區的作家。其中有一點很關鍵，大陸去的作家都是由那邊點名，“老一些”與“舊一些”都無妨。但要與大陸協商好，特別“敏感”的不邀請。在這種情況下，平素溫和的汪，反倒是最適合的人選。那時大陸文化人有一種矛盾心情：既想出去看看，但又怕在外邊惹事情。汪在國內是絕對平穩、中和的作家，一百個人出事，也從中找不到他。但這不等於他心中沒嘀咕。紐約時報雜誌專訪了他，文章發了出來，其中有一欄小標題是“中國對文化界的鎮壓”，其中引了他一句話。汪給妻子寫信的第一反映是“純屬捏造”，緊跟著“但是關係也不大”，隨後第三個波折則是“管他的！”隔了一行又講：“《華僑日報》轉載了我和林斤瀾的對話，對我很有利。”從這些小事件小鏡頭中，就能看出那個時代中國文化人的心底深處，是多麼謹小慎微！我很有幾位年紀比我大十歲八歲的文化朋友，都是當初“很年輕的右派”，平時牢騷不少，但“文革”後出國，出了國就“特別愛國”，遇到諷刺大陸的讕言就予以痛斥；同時出國了立刻就想回國，可真回來了又處處不滿意。我靜觀靜聽著他們的自述，報予微笑。
汪本來是個很傳統的人，詩啊酒啊都來得很快很純粹。抽煙喝酒讓他在場麵上很主動，同時他還很能夠炒菜做飯，這讓中國作家格外出風頭。他適應外國很快也很棒，他參加跳迪斯科就大出風頭，他也學著外國人的樣子與異性擁抱，洋人說他“很得老中青三代女子的青睞”，他就很高興，並且在家書中告訴給妻子。妻子讀信或也報之微笑：“看把你能的！”
汪在國內不是很能講話的人，但也為這次出國做了充分的準備。他梳理了自己的思想，得應付日常與場麵上的談話。什麼是場麵呢？那主要指到一些名牌大學做講演。國外講話要注意，但也不是越尖銳越好。汪在美期間參觀了林肯總統的故居與墓地。墓前有一個銅鑄的林肯頭像，很多人都去摸林肯的鼻子，結果把他的鼻子摸得鉦亮。這在中國肯定是不允許的。汪讀了墓前林肯的名言：“A11 men are created equal”，林肯的鼻子可以摸，符合了他的精神。汪就抓住了這樣一個細節，以後在美國許多公眾場合講過多次，最後在一個大學他甚至這樣講，我回國後還要摸一摸鄧小平的鼻子。當時的劇場效果是兩個極端：一些人大笑，另一些人無動於衷。經過主持人提示，說鄧小平是中國目前最重要的領導人，這才哄堂大笑。從這個例子看，汪還是很機敏的。
汪在國外還沒少嘀咕，去與來的路費都是美國那邊掏錢，中途出外旅行，機票不算貴，但就是住宿費用高，這“國際協作計劃”就管不了啦。因此汪一班人就必須利用過去的老關係（諸如西南聯大的老同學），計算是否能夠在他們家裏借住幾天。他曾在家書中說：“到華盛頓住什麼地方，還沒有譜。實在不行，我就不去華盛頓，從費城飛到波士頓去。哈佛請我們去講演一次。在波士頓住幾天，就回Iowa。”最後，通過雙方的努力，使得“十一月份的行程大體定下來了，我心裏才塌實多了。否則心裏老是嘀咕”。
汪的家書中有段很重要的話，就是這次美國之行，正好趕上了他人生與創作的轉折期。他“文革”中受到江青的賞識，在創作樣板戲中有建樹，最後在四人幫倒台之後又讓他參加“學習班”說清楚。這些異於常人的經曆弄得他很煩，在受賞識的同時也控製使用。於是，“搞了十年樣板戲，痛苦不堪，四人幫一倒，我決心再也不受別人支使寫作，我願意寫什麼就寫什麼，願意怎麼寫就怎麼寫”。此次到美國，滿眼的西方文明，他在美國則寫自己的《聊齋新義》，大約有些像故事新編。這個計劃是早就在汪心裏萌生的，拿到美國來寫，與外界的生活對撞著寫，或許就更刺激更有味道。等三個月的寫作與旅行即將結束，汪這一輩作家也就開始“收心”，一方麵在家書中與妻子探討著買些什麼東西回來，同時更在一封寫給聶華苓的致敬信中顯露了自己的心聲：親愛的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