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你。你和保羅?安格爾創立了迄今為止獨一無二的偉大的和美好的事業——國際寫作計劃。
你向全世界招手，請各國作家到這座安靜、清雅的小城來……
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本來是相當拘束的。我像一顆包裹在硬殼中的堅果。到了這裏，我的硬殼裂開了。我變得感情奔放，並且好象也聰明一點了。這也是你們的影響所致……
你和保羅即將退休，但是你們栽種的這棵碩大橡樹將一直存在下去，每到秋天，掛滿了絢麗繽紛的葉子，紅的、黃的、褐色的……
謝謝你們。
汪曾祺十一月二十四日
信不長，但十分聰明，汪為了翻譯方便，是以英文句法寫的。前邊給妻子信中說想掙脫四人幫文藝思想的捆綁，現在，他終於開始掙脫了。
在臨近回國的幾天當中，他陸續為妻子和自己的小家庭購物：給妻子買了莎士比亞全集一厚冊，7.5美金；又買了世界詩選一厚冊，也是7.5美金。此外，還給自己買了一頂毛線帽子，舊的，0.75美金。“這頂帽子一直戴到北京，回來洗洗，挺好……除了告別宴會，估計不會再有正式場合。參加宴會時，把帽子塞在風衣或羽絨服口袋裏就得了”。
於是，我似乎看到這位六十七歲的著名作家，戴著那頂舊的美國毛線帽子，風塵仆仆卻又滿心高興地回來了。
我記得他家書中說當到愛荷華時，在賓館中“洗了一個臉”，就去參加聶華苓為他們舉行的宴會（——美國火鍋）去了。我當時很注意他的這個洗臉。說“洗了一‘個’臉”，而不是洗了一“次”（“回”、“次”、“把”），這或許都是他在家裏經常說的話，而現在戴著這頂舊的毛線帽子，並且是肯定還沒有洗的帽子，卻又高高興興地返回祖國了。等待他的，又將是什麼呢？
總之，我在這份家書之中，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汪曾祺。我也真誠祝願我們的作家，在繼續寫出這樣那樣作品的同時，也努力去寫（並且要寫好）自己的家書吧，後人以及未來的世界，將會在研究你們時，越發注意起這些家書的。
“用韻文思維”及其他
四十年前《沙家浜》走上舞台，也就是“壘起七星灶”到處傳唱的時候，我曾在去到汪曾祺在宣武門的那個家向他請教：“您這段唱兒，是怎麼琢磨出來的？”他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慢慢沏了一壺茶，慢慢地倒了又砸，好半天也沒吭聲。我也不著急，仔細打量起他這個家。這兒叫“國會街”，院子裏是座搖搖晃晃的樓，木頭樓梯，上樓時總感到一陣晃悠。他住樓上，一排著是兩間還是三間，記不清楚了。
“這段是‘江陽’轍，就得先從下句上‘找’，‘找’準了這個轍，然後再從韻上推著走，連上句帶下句，有時候不順了，再調一下平仄。”
我插話說：“就跟做詩似的？”那時我正沉湎在舊詩當中，成天“平平仄仄”吟哦不止。
“好的戲詞就是詩，就得拿出寫詩的勁頭去寫戲詞兒……”
回顧後來的那場對話，隻記得他說是先有了“八仙桌”與“十六方”。有了“方”也就有了轍：“江陽”，然後再考慮是七字句還是五字句。等確定了五字句，他就把下句加以“江湖”刪節，把上句增加“擺開”。隨後又寫出前兩句：“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汪說：“這也得先確定下‘三江’，再找上邊的‘七星灶’。江南不是到處街上以老虎灶賣開水麼？老虎灶多難聽，咱們用‘七星’對後邊的‘三江’，整個唱段的味道就不一樣了。”
四十年後重讀汪先生文集中一篇《架上鴨言》，這是他當年在一次戲曲編劇講習會上的發言提綱。他說：“養成用韻文思維的習慣。不要用散文想一段意思，再翻譯成唱詞。用散文思維，寫出來的韻文就一定磕磕絆絆，非常別扭。‘人一走，茶就涼’如果事前用散文思維，是不可能產生的。我必須漂浮在江陽轍的波浪中，由它推著我走，才能感到得心應手。’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新創作中的京劇當中，還有類似的唱段麼？不能說絕對沒有，但，至少是非常非常地稀少了。而這個“用某某思維”的審美經驗談，是可以應用到諸多領域當中的。
比如，如何才算是“真看京劇”？在過去，老戲是要反複看的，第一遍可以隻瞧故事，到第二遍就要琢磨一下它的技巧安排了。到第三遍以後，每看一遍都要研究一番它的演員，究竟今天看的“這一個”與從前看過的那些位，究竟得在哪裏，失又在哪裏。記得八十年代初期，我在追隨著名京劇作家範鈞宏學習編劇時，範先生反複要求我仔細看那些新編劇目。我回答他說：“如果是如同《曹操與楊修》這樣的戲，我自然會反複不止看上許多遍；但遇到某些粗糙的差戲，我往往第一遍就坐不住了，還何談看第二遍呢？”範師搖頭曰：“我們是劇院的專業編劇，看到人家的不足，就要反饋到自己；看到人家某個地方的缺欠，就需要自我反問；如果是自己執筆，這個地方將如何處理呢？”今天回顧京劇的形成史，就發現有許多骨子老戲，都是經過觀眾反複看過許多遍才形成的，同時也是數代著名演員反複敲打而形成的。所以說，今天及今後的新戲，即使如同《曹操與楊修》這樣的優秀者，也需要反複的錘煉。其中的曹操確有新意，但也不能僅僅出現一個尚長榮，還應該有他的朋友與學生，繼續創造這個新的曹操。也隻有使之達到如同《群英會》那樣的普及程度，方能說它“才算真正站住了”。
無須再通過舉例作更多的說明。汪先生“用韻文思維”這句話，拿到今天也是非常有用的。幹什麼就要吆喝什麼。而要想吆喝正確了，就先得懂得被吆喝物本身到底是什麼東西。汪先生搞京劇編劇是半路出家，這種經曆讓他想起“趕著鴨子上架”的俗話，所以他這篇講課提綱定名為“架上鴨言”。上架的本來是雞，可雞長期棲息在架卻失去了敏感與自覺，於是反思反倒出現在敏感的“鴨”的身上。這一點，我以為尤其應該引起我們的深思。
草木中的童心
汪曾祺寫過一篇題為《聞鳩》的文章，講他幼時家鄉後園中一棵樹上，住著一對斑鳩。
“天將雨，鳩喚歸”。窩裏的雄斑鳩急切地呼喚著他的媳婦一
“鵓鴣鴣——鴣！”
“鵓鴣鴣——鴣！”
單聲叫雨，雙聲叫晴。這是雙聲，是斑鳩的媳婦回來啦。“——鴣”，這是媳婦在應答。
是不是這樣呢？我一直沒有踏著掛著雨珠的青草去循聲觀察過。然而憑著鳩聲的單雙以占陰晴，似乎很靈驗。我小時常常在將雨或將晴的天氣裏，傾聽著斑鳩，心裏又快樂又憂愁，淒淒涼涼的，淒涼得那麼甜美。
汪先生實是性情中人，他那後園一定屬於廢園，才可能有如此的情致。他此時心中也無國家大事，卻從鳩聲的單雙中預測陰晴。我由此憶起自己的童年，也玩過，也鬧過，從西城跑進天壇捉蛐蛐，圍繞鳴聲走三圈，向高處洞裏撤泡尿，蛐蛐自己就從低處洞口竄出來，一頭撞進由人支架的網子裏。
童年不解人事，容易對草木中的一切感興趣。但人總要長大，長大了就往往要落網。汪先生就落進反右的網。他被發配到張家口勞動了三年，所幸的是，他進入了一個果園。他種葡萄，結果他用功勞動，也用功讀關於葡萄的書。後來他寫了一篇《葡萄月令》，從一月寫到十二月，寫每個月中的葡萄應該是什麼狀態。
一月，下大雪，葡萄睡在鋪著白雪的窖裏。三月，葡萄上架。上了架，就施肥。上大糞，不用稀釋，就把原汁大糞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棵的，一桶也就夠了。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噴波爾多液。從抽條長葉，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噴多少次。噴過後太陽一曬，葡萄葉子就都變成藍的了。七月，葡萄都“膨大”了。追一次肥，在溝裏撒上硫銨。漢朝是不會怎麼追這次肥的，漢朝沒有硫銨。九月的果園，像一個生過孩子的少婦，寧靜、幸福，而慵懶。我們總還要再噴一次波爾多液。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總不能這樣無情無意了吧？十一月，葡萄下架。剪下的葡萄條，挑有三個芽眼的，剪成二尺多長的一截，捆起來，放在屋裏，準備明春插條……
汪實在是對草木多情，絲毫沒有被頭上的右派帽子壓迫著。他終於結束了苦難生涯，他進入了新時期，他還到了美國。他是老脾氣不改，在美國也對人家那兒的草木多情。在美國，汽車壓死一隻野鴨子是要罰款的。高速公路上有一隻野鴨子，汽車就得停下，等它不慌不忙地橫穿過去。在詩人保羅?安格爾家的背後，有一塊傾斜的空地，每天都有一些浣熊來拜訪，此外還有鹿，三隻，四隻，最多時達到七隻，安格爾每天定時喂它們玉米粒。同去的我國鄂溫克族作家與安格爾開玩笑：“我要是有一隻槍，就可以打下一隻鹿！”安格爾則說：“你拿槍打鹿，我就拿槍打你……”態度是很認真的。我去年與這位作家一起去雲南，他依然對打獵非常有興趣，時常講起他打獵的成果。我笑問他：“幸虧是在咱們國內，那位安格爾要是知道了，會不容你的……”他嘿嘿一笑：“他早去世了。天底下某種動物太多了會影響別的動物，人就得出來維持平衡……”隨後，我與他共同回憶起業已去世的汪先生。他說：“汪先生那人倒是很細致的，對所有生物都充滿了愛。”
是的，汪去香港感到憋悶，因為到處是五六十層的高樓，而街道上幾乎沒有樹，沒有綠色的植物。所以同行的年輕作家說他“從北京到香港，隻是換了一個地方坐著”。他聽後隻是無奈地一笑：“我老了。”其實，他在香港無法呈現自己對草木的童心，就隻能以老態坐在一邊。他還寫過一篇《梧桐》，回憶小時候把梧桐落葉收集起來——不要葉片，隻要葉柄，把它們集成小馬蹄的樣子，“可以磨墨”。是用之研磨硯台上的宿墨，然後寫毛筆字。“一到梧桐落葉那幾天，我們書包都裝了不少的梧桐落葉的葉柄，好象它們都是寶貝似的。對於這樣毫不值錢的東西的珍視，是可以不當一回事的麼？不啊，這裏凝聚著我們對於時序的感情，這是‘俺們的秋天’啊。”對此，我也是全然共鳴，在我人生的兒時，記得小書包中還有一隻封閉很緊的銅墨盒。我們不僅寫大字，更寫過小字。我們有兩種寫毛筆字的本本。我們很認真地寫過紅格子，慢慢地，脫離紅格子去寫“自己的字”了。我們就在這種脫離當中慢慢成長了。後來，我曾在幾次筆會活動中站在汪先生的身旁，看他如何運筆寫字，那實在是優美，其中有他幼功，更有他在草木中的童心。這一點，我們都是遠不如汪先生的啊。應該感謝的是《人間草木》這本書，讓我重新並久久地回憶起了汪先生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