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意人生蓋叫天
“江南活武鬆”蓋叫天，崇拜的就是快人快語、快行快意——“怎麼不都是一輩子，為什麼不痛痛快快呢？”他原籍河北農村，這種性格就有北方人的影子。
然而，一個伶人在舊社會想實現這願望實不容易。一次演出中摔斷了腿，醫生也“馬大哈”，拆繃帶時才發現把骨頭接歪了。如果是一般人，骨頭接歪一點不妨礙走路，湊合著過後半輩子就是了。可蓋叫天想：“我還得上台呢！骨頭接歪了，怎麼唱戲呢？”於是，他一拳把腿砸斷，命令醫生說：“給我重接！”為了快意，他不顧痛苦。
更早一些，他原本在上海唱戲，這可是南方藝人誰也不敢放棄的“大碼頭”啊。隻因為脾氣耿直得罪了地麵上的流氓，又不肯屈服於對方的淫威，一賭氣就離開上海，一走就是十年！一個唱武生的，十年光陰是何等寶貴，上海又是怎樣的一個“大碼頭”！放棄了這些，以後還怎麼成名？然而如果留在了上海，時時事事都得委曲求全，那麼也再無法快意了！兩方麵一權衡，蓋叫天心裏蹦出一個字：“走！”
十年後，蓋叫天終於又回到了上海，通過勤奮的努力，一點點成名了。一次，一個唱男旦的受到小報文章的侮辱，同行義憤填膺，集合去報館示威。他們走在大街上，蓋叫天穿著武鬆的戲裝，走在隊伍最前頭。他腰裏還“掖”著把雪亮匕首，是演《武鬆打店》使用的道具，它是真家夥，是開了刃兒的。這時他胸膛中沸騰的是武鬆的血液，殺人報仇，義無反顧！有他領頭兒，一路上行人駐足，小報老板服輸認錯，當眾賠禮道歉。
蓋叫天成就了自己的蓋派。既成一派，就必須有自己的戲。蓋當然也有不少，比如全部的《武鬆》，還有《惡虎村》、《連環套》等黃天霸的戲，還有寫史文恭的《一箭仇》。這當中有些戲並不是自己所獨有，但演出路數和其他流派不一樣，同台演員得“隨”自己的“路子”走。在這上頭蓋叫天毫不通融，你“來”錯了，他張口就罵。因此許多群眾演員很“怵”這位蓋五爺。可蓋叫天對此毫無知覺，“咱不是唱戲嗎？唱戲不就是為了一個‘好兒’嗎？難道你唱錯了，還不許我說你嗎？”再有，蓋派的戲碼不能算多，尤其是和其他名伶的合作戲少，因此他在台上與其他人合作的機會也少。別的名伶一般說有兩條路——一條是自己的看家戲，必須嚴格細致，一點不馬虎；再一條是與別人“合作”，這上邊就“隨意”了，大家湊個熱鬧，台下的也捧捧場，自己趁機“抖”點“小機靈”不就皆大歡喜？而蓋叫天仿佛僅走前邊那一“經”，後邊的這種合作他幾乎視而不見，久而久之，找他“合作”的人就不多了。於是，蓋漸漸把自己封閉起來，為快意而捍衛藝術原則，他什麼也不管不顧了。
他在化裝的“小事兒”上也反映出自己的追求快意。他在1920年前後排演過《楚漢爭》一劇，幾乎是在同一個時候，北方的楊小樓和梅蘭芳也合作演出了《霸王別姬》。北方的影響實在大，楊小樓的霸王聲威不可一世，甚至連楊的臉譜也板上釘釘——以後梨園不論誰再唱霸王，也都得用楊的臉譜了。可蓋叫天偏不這麼看，他去過北方，見過“楊老板”的戲，的確高明；可“楊老板”也看過自己的戲，同樣是惺惺相惜。現在自己扮演楚霸王，不但臉譜應該有不同，就連進入後台的心態也不一樣。比如說北方吧，他們的花臉演員，總是很早就洗臉勾臉，勾好之後靜靜坐在角落裏默戲。蓋叫天不是這樣，距離開演隻剩四十分鍾才化妝：把一盒黑油彩拿到近前，順手蘸了一點，敏捷地在額頭、兩頰、鼻梁、唇下散亂地點了幾點，迅速揉勻。再用手指在眼窩深處，濃濃地勾出兩眼的輪廓，兩眼立刻顯得格外大，黑白分明，炯炯有神。然後，用手指在眉心由下向上抹出兩條黑色的深痕，粗粗地挑起兩道“劍眉”。再於兩頰加點胭脂，顯出黑中透紅。用胭脂在嘴唇上一陣揉擦，猛地把頭一抬，雙眉一挺——剛才還是談笑風生的蓋叫天，轉瞬就變成一位怒目圓睜、叱吒風雲的西楚霸王了。
蓋對這一手頗為自慰，對身邊的人說：“我這臉上，有工筆、有寫意，還有‘亂劈柴’。人物不在臉而在於心。臉上的紅和黑，不過是襯托人物的心地，把人物的美或醜透出來而已。”這或許是有點“對著幹”。京派京劇要求演員，必須等自己的心完全“入境”才準拿筆，然後一絲不苟、兢兢業業地完成之。京派化妝時多以“敬業精神”強調一個“準”字，在提筆之前必定要有一個準確的工筆“心象”。京派強調臉譜固然要“在心”，但首先必須“在於臉”；固然有“襯托人物”的一麵，但又常常先聲奪人——在演員露麵的一霎那，觀眾就可能先為精確而優美的臉譜喝一聲彩！相比之下，海派演員更重視臉譜的生活依據，更多地懷著一種“才氣”去畫臉譜。這種“才氣”的隨意性很大，揮灑中雖然也主張“工筆、寫意相結合”，甚至可以加一些不合常規的“亂劈柴”。
蓋叫天的這種性格終生未變。解放初期，他依然演戲不多，雖然是上海、杭州兩邊住，但越往後就越是以在杭州金沙港的那個家為主。金沙港位於杭州西側，在嶽墳之南，已經有點半郊區的味道。這是蓋早年用積蓄買下的一座民宅，隨後幾十年中不斷維修這所房子。最初他從上海回到這裏，也未必不感到寂寞，但逐漸他適應和習慣了，慢慢把這個家建設成富於文化氣息的藝術殿堂。
蓋叫天住在這裏，不時回想起自己的一生——自己成名是在上海，如果嚴格點說，是成名在一片比海派還海派的地方——杭（州）、嘉（興）、湖（州）。金沙港就很像杭嘉湖，地域開闊，視野寬廣，沒有那麼多的清規戒律，一切都可以自由自在。蓋叫天經常到附近的山野閑步，在那種類似《沙家浜》中的“春來茶館”中喝茶。某日，他發現有一個雙目失明的人正在乞討。茶亭中茶客雖多，卻沒有一人肯於施舍。忽然，一個三綹長髯的長者叫了一聲“瞎子”，隨後便展開了一場暗藏機鋒的談話一
“你看不見？”長者問。
“是啊，一點都看不見。”
“你睜開眼，看看我在哪兒？”
“我睜不開。’
“那你閉著眼睛，使勁兒去看！”
“——我看見了。”
“你看見什麼？”
“——一片很濃、很濃的黑。”
“你黑都能看見，”長者一摸三綹長髯，一字一頓地說，“那麼——白，你就不也看見了嗎？”
蓋叫天聽到這裏，心頭頓悟——眼睛瞎了，心卻不應該瞎。隻要用心，就不僅能辨別黑白，還能進一步分辨美醜，察覺善惡……自己既然立誌藝術，就應該全身心去關注藝術，那些名利場上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應該盡量離開得遠一些。而在金沙港，今日無意中得來的啟迪，恐怕是在大上海一輩子也得不到的，自己還不應該慶幸嗎？
於是，蓋叫天把金沙港周圍的這一種與世無爭的藝術天地，當作自己向藝術的自由境界不斷進發的一個“場”。他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早起，外出散步，回來就進入小屋打坐。眼前點起三炷高香，香煙繚繞而起，自己似見非見，恍惚間如見大自然中萬物的生長和動作的形態，也有如自己靈魂出竅，高高遠遠站在雲端，仔細審視自己正在舞台活動著的那個軀體；然後兩相對照，也便辨別出哪個更美，哪個還醜……但更多的時候，他又很沒規律。有一次一早外出，過了吃午飯的時間還不見回，家裏人有些著急。這時隻見他興衝衝抱著一塊大木頭牌匾回來，一進家門兒，立刻叫人去到嶽墳大門右邊第幾個攤位，給攤販送多少多少錢。原來，他是遛彎兒遛到嶽墳門外，發現了這塊由民間藝人製作的匾額。一眼盯上了再不移開，後來問了價錢，卻發現身上沒帶錢。幸虧附近攤販多認識他，便向那個攤主說明，最後允許蓋先行把匾額抱回家，再派家人到攤子上還錢……朋友和家裏人都認為此匾製作粗糙，蓋卻不這樣認為，而把它高懸在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每天出門進門，總要望上幾眼才肯離去……
為了了解蓋當年的生活情狀，我曾采訪了滬杭幾位文藝界人士。
著名作家黃裳介紹說，五十年代初期，他因工作需要“跟”上蓋一段時間。他經常上午去到蓋家，蓋總是在後院的水泥地上練功，十分認真。中午在蓋家午飯，蓋經常向正在炒雞蛋的廚師大喊“多加大油（豬油）”！午飯後，蓋經常從金沙港雇四輛三輪車進城，自己一輛，黃一輛，蓋的太太一輛，蓋的兒媳一輛。進城之後，蓋自己到澡塘子洗澡，黃去書店，蓋的太太、兒媳可能是去逛商店。晚飯通常是蓋在飯店請客，因為和飯店熟悉，吃完記賬，不需要當時交錢。晚飯後則去書場聽李伯康的評書，半夜始歸。黃如今還記得歸途中走過西湖邊馬路時的情景，月亮在天空上照耀著，法國梧桐的葉子嘩啦嘩啦地響著，人坐在三輪車上，月光從梧桐葉子的空隙中投射到人臉上，很有味道，很能啟發人的思緒……黃還記得，當蓋的長子張冀鵬去世的消息傳來時，蓋叫天半晌無言，他的內心一定異常複雜，因為他們父子反目已經很久；但又畢竟是親生的父子，冀鵬幼年間的許多往事，一定會第次浮現於腦海……隻見他猛然如“叫板”般喊了一聲，隨即無伴奏地清唱起《桑園寄子》當中老生鄭伯道的一段唱兒來！我問黃裳先生是哪一段，黃想了許久：“記不得了。”我隨即查閱了此劇唱段，在最為馳名的幾段當中選來選去，估計可能是《寄子》中的二黃散板：“此時間顧不得父子恩愛，眼見得親骨肉兩下分開。急忙忙扯下了衣襟一塊，咬指尖腹內痛珠淚滿腮……”曾聽梨園的老先生們講，這段唱兒在清末民初大紅特紅，著名老生無人不唱更無人不精，它的那種內在的悲涼情緒，早已掩蓋了特定的劇情，隻要一哼那幾句的腔兒，情緒和勁頭兒就“附體”了。更何況它是散板，自由度比較大，盡可以肆意張弛，很適合此際的蓋叫天抒發痛失長子的心境。
蓋叫天的次子張二鵬曾經引我到蓋的墳前瞻仰：“我父親生前的一大樂趣，就是每星期都有兩三天引導我們兄弟幾個，還有家裏的傭人，一起去看看他的壽墳。壽墳是什麼？就是在生前還很壯實的時候，就開始修建自己的墳塋，一點點裝修，一點點加工，樂此不疲。我父親的壽墳迎麵的匾額是三個字：‘學到老’，是著名畫家黃賓虹所寫。迎麵的柱子上有一副絕對‘蓋世英名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是由著名畫家吳湖帆所寫。這當中把我父親的真名（張英傑）和兩出代表作都嵌進去了。記得幼年間我們每次去，都是從家門口上船，行駛到壽墳不遠處下船，步行走過去。先在壽墳附近打掃，把落葉收集到帶來的大筐中，帶回船上再帶回到家。做飯時就點燃這些落葉，周圍的空氣都是香的，香煙繚繞，冉冉上升。周圍的農家做飯，使的也是附近的落葉，也散發出香味。於是這一股股香煙在天空積聚起來，彌漫在南高峰和北高峰的上空，杭州便多了‘雙峰插雲’一景……”
上海的著名戲劇家龔義江對我說：“當年我和何慢同誌都在上海工作，為什麼要不遠千裏跑到杭州，去給蓋老整理《粉墨春秋》呢？這當中固然有領導同誌的重視與支持，更主要的原因，是蓋老的性格魅力吸引了我們。蓋老是沒有任何職務的，到杭州後，隻掛了一個‘浙江戲劇家協會主席’的空名，他連劇團都沒有，每逢想唱幾場戲，得靠我們這些人到處給他聯係。劇團對他是既煩也怕的，因為他對‘下手’要求太嚴，稍不符合規範，他張嘴就罵。但是，他本人對藝術那種至高無上的尊崇，贏得了我們對他的敬愛。是我們舍不得他，舍不得他這份兒藝術財富無聲無息地流失，如果我們不抓緊為他記錄整理的話。例如，《洗浮山》這出戲在他進入創造之前，實在沒什麼大不了。然而他一介入，一下子就講究多了。他對這出戲有‘十個子’的說法，就是說，他借助十個‘子’的抓撓來幫助人物的刻畫。這十個‘子’是——‘帽子’、‘胡子’（髯口）、‘靴子’、（大）‘帶子’、‘袖子’、‘刀子’和‘褶子’……表麵上隻有七個‘子’，但其中的‘靴子’、‘袖子’和‘刀子’都是雙份兒，因為在舞台上常常左右並不對稱，所以加到一塊兒就有‘十’了。還有後來給他拍電影時，導演注重的是電影中的鏡頭，他就不幹，他說他的戲中有他自己的鏡頭……正是這些東西，有時因為走得過遠而耽誤事，但更多的時候，是他執著的個性魅力，顯現在我們麵前……”
的確，蓋叫天很少在杭州演出，他每在上海（偶然也在北京）登台時，總是那麼與眾不同。他有些寂寞，也有些不平，但也不無驕傲。誰知就在1961年春天裏的一日，沒事先打招呼，一位最受他敬仰的人，在路經杭州之際，卻拍響了他在金沙港的大門。
來看他的人就是梅蘭芳。本來，他對梅還是滿心有氣的，因為梅昨天來到杭州純粹是路過，他帶著一些人是去福建前線慰問。昨晚在杭州演出了第一場，論自己和他的交情，總應該請自己去看戲吧？可不料，一直也沒人給自己送戲票。蓋憤憤不平起來：“你梅蘭芳現在地位高了，眼睛裏再沒有老哥哥我了……”剛這麼想著，市文化局有人送戲票來了，說是當晚的票，叫蓋“趕快吃了飯”就去。蓋滿肚子火氣，當時就把送票的人給轟走了，因為金沙港距離城裏頗遠，吃完晚飯再去肯定就耽誤了…… 然而，此際笑容和藹的梅蘭芳就站在麵前，一切都不需要解釋，兩位老朋友一拉手，一切就“都在不言中”了。他倆快意地談了一上午，臨近中午時，蓋要請梅去“樓外樓”吃飯，而陪同梅的人說，市裏已經安排了“知味觀”，到那裏隻是隨意吃點“小吃”，因為梅吃完了馬上要休息，晚上還有戲。蓋見這一說，也不強留，遂約定等梅從福建回來之後再見麵。後來，梅率團慰問了福建前線後回到杭州，果然又來到金沙港，第二次來看望蓋。他倆並肩走在蘇堤之上，隨意漫步著，身後跟著一二十人，仨一群倆一夥地邊聊邊走。 “您這趟福建，收獲肯定挺大！”蓋叫天一展雙臂，向天做了個“雲手”。看那勁頭，一副有勁兒沒處使的樣子。 “除了演出，還去到前沿陣地，看解放軍同誌向對麵打炮。我們戴上耳機，站在十步之外參觀。填充炮彈之後，戰士一拉線——‘轟’地一下，炮彈就出膛了，然後愣那麼一小會兒，就聽對麵也‘轟’地一下，一團煙霧隨著冒了起來……” “您打了幾炮？” “這——”梅蘭芳略有遲疑。 程硯秋的女弟子江新蓉插話說：“我們每人都打一炮，等到梅先生伸出手準備拉線，解放軍的排長上前，笑著說：‘梅先生，您就免了吧？’於是，梅先生隻好搓了搓手，後退了一步……” 梅蘭芳輕歎一聲，略顯羞澀地笑笑。 “嗨，要是老哥哥我在場，屬於您的那一炮，肯定就讓我過癮了！”蓋叫天說畢，忍不住哈哈大笑。但一霎他又正色起來，“是沒人要我參加這種事兒，其實我還真有興趣。京劇的武打戲中，還從沒出現過打炮的場麵呢！我要是身臨其境，說不定能琢磨出一種打炮的程式呢！” 梅蘭芳真誠地笑著，“那是！您老去了，肯定比我們作用大。” “嗨，話可不能這麼說。誰去都有作用，可誰也比不了您——別說看過您戲的戰士能記一輩子，就是您的名字——‘梅蘭芳’這仨字兒，往海邊那麼一戳，對麵的蔣軍一準從工事中探出頭，他們肯定得愣好半天的神兒，都怕錯過了瞻仰您豐采的機會！……” 後邊的同誌跟了上來，聽後無不大笑。 “今兒是蘇堤有幸，我蓋叫天能陪著您梅蘭芳漫步一回！” “看您說的，您是哥哥，是我陪您。” “我算什麼，閑人一個，想什麼時候來就什麼時候來。蘇堤要是有靈性，說不定還嫌我的鞋底成天在它胸膛上蹭呢！我是說您——不，我是想您——回到北京之後，當然先得休息幾天。您在休息幾天之後，又打算幹些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