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根據其理想以及它在我們社會中的曆史情境，客觀主義科學一直保持一種倫理中立的地位。這種中立性在我們時代的社會話語中愈發麵臨著挑戰。對行星思維的需要有必要讓我們去仔細考慮在整個人類情境中的完整的無根基性，無論該無根基性是由認知科學還是由經驗喚起的。自我不正是被視為道德和倫理力量（potency）的承擔者嗎？如果我們挑戰這一自我構念，那麼我們究竟鬆開了什麼？我們覺得，這種關注是西方話語中不能以經驗敏銳（acumen）分析自我及其產物（即自利（self-interest））的結果。與之形成對照的是，自我和無我性的倫理學維度正是佛教傳統的核心。作為最後的考慮，我們現在轉而思考這樣的問題：為了一觀最佳的人類行動，正念/覺知傳統可能必須為社會科學提供什麼。
11.4倫理學與人類轉化
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
一個所謂“公共地的悲劇”（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寓言一直困擾著倫理關注的社會研究。這個寓言描述了一個情境，其中有許多牧民在一個公共牧場放牧。每個牧民都知道正是因為他的自利增加了牲口的數量，因為每個額外的牲口都會給他帶來利潤，那麼放牧這頭牲口的成本和對牧場的損耗都由所有的牧民承擔。其結果就是，每個牧民合理地擴大他的牧群規模，直到這個公共地被破壞，並且，因為這個原因，所有在這裏吃草的牧群都將無法生存。社會科學家所關注的是，如何能使一群合理自利的牧民在維持一塊正在消失的公共地上合作。
這個有關我們世界情境的消除人不誠之心的隱喻體現了關於自我以及自我與他人關係的現代思想的悠久傳統，這也許可以被稱為心智的經濟學觀點。自我的目標被假定為獲得利益最大化。這種不受約束的經濟人，譬如霍布斯的專製君主，無節製地增加他的所得，直到沒有任何東西剩給其他任何人。因此，約束是必要的：公然的（overt）社會力量，內化的社會化，微妙的（subtle）心理學機製。一個被稱為社會交換理論的一般理論——被廣泛地應用於社會心理學、決策理論、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科學中——按照輸入輸出計算、支付和收益來審視所有的人類活動，無論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我們相信，這種對動機的隱含的看法，不僅成了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潛藏於許多當代人關於他們自身行為的觀點之中。即使是利他主義也根據從利他所獲得的個人（心理的）效用方麵來加以定義。
這種觀點在經驗上（experientially）是確證的嗎？正念/覺知傳統中的修行者，在開始變得警覺時，他們常常驚異地發現他們自我膨脹（egotism）的程度。在愈發增進的精微層次上，他們發現自己是以這麼一種商業交易的心智來工作的。這也致使他們開始懷疑這種麵向世界的立場是否有意義。
我們認為，社會科學所持有的這種作為經濟人的自我觀，與我們作為日常的、非警覺的人所持有的我們自身動機的未經檢驗的觀點是協調一致的。
讓我們來把這個觀點表述得更清楚些。自我被看作是一個具有邊界的領地。自我的目標就是把所有好處都拿進來，而盡可能少地從中付出，相反，把所有的壞處都弄出去，而盡可能少地將這些壞處帶進來。既然好處是稀缺的，那麼每個自主的（autonomous）自我就會與其他自我競爭來爭奪它們。
既然或許需要在個人與整個社會之間進行合作從而獲得更多的好東西，那麼就會有不穩定的聯盟在不同的自我之間形成。某些自我（利他主義者）和許多在某種角色上的自我（父母、教師）也許會通過幫助其他的自我而得到（非物質的）好處，但是如果那些其他的自我被適當地幫助了，卻並不互惠，那麼他們將會失望（甚至是幻滅）。
正念/覺知傳統或生成認知科學對這種自利的形象有什麼幫助呢？經驗的警覺、開放的進路揭示出：每時每刻這個所謂的自我僅僅是在與他者相關時才出現的。如果我渴望讚美、愛、名望或權力，那麼就必須有另一個人（即便僅僅是心理上的）來讚美、愛、知道或順從於我。如果我想獲得東西，那麼它們必定是我還沒有的東西。即使是對快樂的欲望，快樂也是某個與我相關的事物。因為自我總是與其他事物相互依賴的（即使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總層次上），自利的力量在自我指向的同時始終是他者指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