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譽世界的美國著名通俗曆史作家房龍1925年出版了一本名為《寬容》的書，這本書現在已成了世界經典名著。房東在該書中敘述了人類思想發展的曆史，倡導思想的自由，主張對待不同觀點的人要寬容，並對一切不寬容的行為深惡痛絕。他在書中痛斥和嘲弄不寬容，並大聲疾呼：“打到這個可惡的東西，讓我們全都寬容吧！”房龍認為：“個人的不寬容是個討厭的東西，它導致在社團內部的極大不快，比麻疹、天花和饒舌婦人加在一起的弊處還要大。”
大凡有成就的領導，無不具備寬容的度量。無論親疏好惡，無論智愚賢不肖，我都以大度來容納他們，讓他們都像魚兒那樣忘記了自己身在江湖。人如果忘記自己身在天地之間，即便不想追求聖賢的境界也能達到聖賢的境界。如此，又何須憂慮人們不服從我的領導呢？
欲成就繼往開來的大業，怎麼可以缺乏恢弘豁達、浩然無比的氣象。恢弘豁達、浩然無比的氣象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海洋之大，非一川之水所能彙成；天下的事業，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到。海洋之大，非一川之水所能彙成；天下的事業，非一人之力所能辦到。依靠眾人的力量就能生存，個人剛愎自用，獨斷專橫就會失敗。
天地有容納之量，希望成就大業者需要大度量。項羽雖有拔山之力、蓋世之氣，白手起家抗秦朝，馳騁天下，但和劉邦的較量中，終究逃不過失敗的噩運。項羽就敗在無容人之量，就是範增這樣的曠世奇才他也無法容納，而劉邦卻能容納無數個像範增這樣的人才。所以說，大度蓋及天下而後能容納天下，大量蓋及天下而後能使用天下，智慧蓋及天下而後能扭轉天下，勇氣蓋及天下而後能托舉天下。一位領導有如此雅量，自然能與天地同廣大，與日月光輝。
唐朝是我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曆史時期，而唐太宗李世民就是這一曆史進程開端的偉大奠基者，他以泱泱大國的氣勢征服了周邊的少數民族，保證了邊境地區的安寧。更能體現其博大胸襟的是他能在戰爭結束後，緩解了民族間的矛盾，改善了民族關係，促進了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曆史進程。他讓許多部落首領在京城長安任職。對被任用的少數民族首領，李世民十分信任，用他自己的話說，“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察”。受重用的少數民族將領幾乎參加了所有的征討戰爭，他們充分發揮了自己的軍事才能，立下卓越戰功。這種直接任命少數民族首領帶領少數民族軍隊征戰，並能完全信任這些人，在曆史上有如此恢弘氣度者。李世民大概是第一人。李世民用他博大的胸襟把各個民族團結在大唐帝國周圍。於是，京都長安不僅是國內各民族的大都會，也成了世界都會，形成萬國來朝的鼎盛時代。
所以，作為一個領導者要具有一定的氣度。氣度包括一個人的雅量、容量與氣量。修養氣度的方法，在於戒除忌妒、怨恨之心，對人能容忍、寬恕，自能心量涵廣、不計得失。
明萬曆中期以後，朝政內外，烏煙瘴氣，天下有誌之士皆會聚東林黨旗下，彈劾貪官，指陳朝政，確實有相當大的號召力。一時之間，國家棟梁無不以東林相標榜。但是，東林黨人在大局的把握上，不僅犯了“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毛病，而且過於意氣用事，排擠他人，擺出一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架勢。他們壁壘森嚴，門戶之見甚深，隻要有不合東林之旨的人，他們都將之斥為異黨，競相反對。在東林最盛時，即使是卓然自立，不附任何黨派者，也遭東林攻擊，被斥為小人。這樣就使東林為全天下人側目，人人共憤。而且，在危如累卵的時局下，東林人和其他派別也不肯聯手一致對外，還要寸門戶之見，置國家於不問，以後竟然又相傾軋，發生內亂，窩裏反。最終，東林黨被大太監魏忠賢一手鏟除了。
東林黨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他們太意氣用事，自以為是，從而孤立了自己。身為領導者，必須能夠不收細節或感情的束縛，凡事包容。要做一個好領導，就要有一個大的胸懷，人與人相處，總要有一方先打開胸襟，對他人要真心實意，不能做兩麵三刀的事。如果彼此都等待對方先有所表示，那麼別指望會有互相理解、彼此合作的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