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可安的第一節公開課，是在我們相識的三日之後。學校領導和他的指導老師齊齊坐在教室後麵，我看出他的緊張。細密的汗珠在他寬闊的額頭上一一滲出，像塊被捏擠過的橘子皮。
我把頭仰得老高，像是挑釁。周旁的那些哥們，則不顧一切地低頭大睡，時不時發出一陣鼾聲。前排同學的嘲笑如浪尖一般刺穿了陳可安的聲線。
他清了清嗓子，待笑聲平息後又繼續講課。我記得異常清楚，那節課，這樣的情節，出現了整整五次。
結果很簡單，他的指導老師認為他全然沒有調和好自己與學生之間的關係，導致學生對他的課沒有半點興趣。於是責令他重新準備充分，半月後再上一次公開課。
陳可安為此憂傷了好幾天。就連他骨子裏具備的幽默分子，都仿佛被這次事件的烈火燃燒殆盡了。
當有傻女生反複問及是不是上課的原因時，他才說，那堂課可能決定著他一生的命運。上課的內容，效果，等等，都可能會被載入檔案，成為畢業後衡量他是否能做一名合格教師的指標。
我沒有想到，一堂課竟會有那麼嚴重。
恍然，我的內心被一泓愧疚的秋水淹沒了。整個清晨，都處於一種澎湃的歉意之中。我很想告訴他，這次事件是我安排的。可又害怕，他會遷怒，甚至會記恨於我。於是，就將此保留在了心中。
晚上自習後，我在人來車往的馬路上對我的哥們說，我已經不恨陳可安了，你們可以放過他了。下次上公開課的時候，給他點麵子，不要把他逼上絕路。
他們笑笑，說一切聽我安排。
半夜，枕於床頭，久久難眠。我實在想不明白，一向無所畏懼的自己，為何會害怕一個人的仇恨呢？恨就恨呀，有什麼大不了？再者，他終是要走的，恨又能恨多長時間呢？還有，他上不上好課，關我什麼事？我為何要慫恿我的哥們去配合他呢？
晨曦遍撒我仍舊毫無少女跡象的身體。我沒有想出結果。
我頓時無語。真悔恨當初把電話給那個傻子。而那個傻子也真算是傻到家了，還真挨個打電話詢問。
剛被批鬥完，電話就響了。我怒氣衝衝地問，誰啊？這麼晚了，還讓不讓人睡覺了！
是我，是我，你安全到家了是吧？我是你的實習老師陳可安啊。
我的心忽然像被刺了一下。虛弱地道，是的，嗬嗬。
那你趕緊睡吧，明天早上還得上課呢。說完，陳可安掛了電話。
躺在床上，忽然覺察到自己的內心有一種難以言明的情緒在湧動，在逐步溫暖。原來，被人記掛的感覺，真好。
接下來的那些天，我幾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到家的，然後靜坐在電話旁，假裝看書。每次都捧著那本搶來的《一棵開花的樹》，等陳可安的電話到來。
他們說，我變了，成叛徒了，搞獨立。我笑道，沒有，隻是我母親知道了確切的放學時間，看管比較嚴格罷了。實質他們哪裏知道，我之所以這麼著急回去，無非是因為一個挨個打給二十一位女生的電話。
我隻是想告訴他，我已安全到家，勿須掛念。然後，在他所說的晚安中，輕柔地放下電話，沉沉睡去。
陳可安要走的那段時日，大肆地對我們說他所居住的城市，還有其間的趣事。我低頭安靜地聆聽著，依然捧著《一棵開花的樹》。
他走之後，我才恍然清醒。在沒有半點聲響的電話旁，哭了整整一夜。
我決定，兩年半後，考去陳可安所追憶的城市，去看看是否真如他所說的那般有趣。
十八歲的時候，我在陳可安的城市生活了整整一年。身體已如春花一般灼灼美麗。那些該凹該凸的地方，仿佛是在一夜間生長完畢。我第一次穿上連衣裙，養了披肩長發，在一片驚羨的目光中照了三張照片。
我把它們與一封綿長的信件郵給了陳可安。此時的我已然知道，那時萌動，此時成熟的情愫，叫愛情。
半月後，收到他的回件，信中回予我的照片，另附短短幾字：你隻是個傻孩子。
看著照片上的自己，我忽然淚流滿麵起來，也意識到，自己一直溫存的這份情感，原來僅是一場獨自的凋零。偶然想起《一棵開花的樹》：“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朋友啊/那不是花瓣/那是我凋零的心。”
我知道，我與那棵樹一般，無可避免地經受了時光的變遷。雖明知很多事會無疾而終，卻仍舊對自己年少的抉擇毫不悔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