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治療，一定要在使分心的缺點得到控製的同時留下分心的各種優點。這不能僅僅依靠分心者的意誌力。治療需要一個完整的計劃，才能夠奏效，從而使分心者的生活得到明顯改善。我們的心智就像一個大門緊鎖的金庫。我們一直在使用大腦，卻對心智的使用不甚了解。因為無知，我們一直在用較為粗俗、片麵的詞語來描述我們思考的過程和我們的感覺、行動。比如這三對相反的形容詞：我們用聰明、愚蠢來形容一個人大腦的思考能力；用好、壞來形容一個人的行為；用堅強、脆弱來形容一個人處理自己情緒的能力。對於表現得有些極端的人，我們還有別的詞語。我們稱特別不聰明的人為白癡、弱智、傻蛋。這些詞以前都被用於醫學診斷，就像"甲狀腺機能亢進"、"腦下垂體機能不足"這樣的詞一樣。我們形容具有嚴重破壞性的行為為瘋狂的、著了魔的、邪惡的行為。瘋狂和邪惡這一類的詞在人們心中的定義往往是帶有連帶性的。嚴重情緒失衡的人會被稱為是廢物、沒用的、懦弱的，但這些詞完全不是神經科學上的術語。我們用這些詞來描述一個突然暫時性地無法麵對生活壓力的人，就好像我們對他完全了解似的。這其實是不公平的。對於那些所謂的症狀比較輕的人，無論是愚蠢、壞還是脆弱，我們用以治療他們的方法和手段就是告訴他們"努力"、"加油"、"使勁兒"。如果這種鼓勵沒有作用，我們就會用懲罰的方式對待他們，給予他們痛苦和羞辱，試圖從相反的角度激勵他們。如果仍舊不奏效，我們就會認為他們自身有問題。
對於那些症狀更為嚴重的人，我們的處罰會更加嚴厲。如果別人認為你是一個白癡、你是個瘋子、你很邪惡、你是個十分懦弱的軟蛋，那麼你就有可能遭受淩辱和虐待，會有人欺負你或者傷害你。這個社會對心智有較嚴重問題的人並不寬容，我們不知道怎樣麵對那些心智有較為嚴重問題的人，因此我們隻好去處罰那些人。
難怪千百年來人們對心智"不正常"的人都隻會不停地抹黑或是汙名化他們。誰都不願意被貼上愚蠢、壞、軟弱的標簽，不隻是因為通常這些標簽都貼的不正確，而是因為"治療"的過程太恐怖了。
在當今社會，雖然科學常識讓我們可以打消任何的道德判斷，但是汙名化的問題是仍舊存在的，這就是為何在當代醫學種，理論和臨床應用間差距最大的就是精神醫療領域。如果你仔細看一下注意力缺失症的基本症狀--分心、躁動，你就會明白，原來分心者是古來有之的，但是直到上個世紀，我們還在用道德的眼光去看待這些人，用道德的標準來衡量這些人，給他們貼上不好的標簽，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困擾。20世紀以來，醫生們逐漸開始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分心者和他們身上的各種症狀。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醫學診斷完全可以代替道德批判來治療分心者的問題，但盡管如此，有的人還是不願意以這種角度來看待他們。
20世紀30年代，查爾斯醫生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他建立了一所能夠收容行為失控兒童的療養醫院。當時，一些行為失控的兒童會被強製送到感化院去，他們在那裏每天都會挨罵、挨打。查爾斯則試著從科學的角度來研究這些所謂"失控"的兒童和解釋他們的行為。有一天，查爾斯決定嚐試使用興奮劑。醫學文獻告訴他，有的成人因為服用興奮劑減肥，而得到了行為、情緒都發生變化的效果。查爾斯認為興奮劑可能會對他的患者也有一定的療效。當他讓這些分心兒童服用安非他命之後，他發現興奮藥物並沒有刺激這些孩子，反而讓他們可以更加專注，就像給他們奔馳的大腦安裝了刹車裝置一樣。興奮劑的作用機理在於天能刺激大腦種的抑製部分，讓患者可以更好地控製自己的行為。這個發現的確是個重大突破，但是當時有很多人為這個發現感到不安。藥物居然可以控製人的精神，增強人的意誌力以提高行為自控能力。很多人的世界觀因此而受到了挑戰，就像哥白尼的日心學說剛剛提出時那樣。
無論怎樣，興奮劑的治療效果實在是驚人，於是別的醫生也開始學著用查爾斯的方式治療行為問題。於是他們開始了我們現在所知的注意力缺失症治療，也開始了更多的醫學科學研究。研究的結果是，醫生們發現大多患者不但具有多動的行為，注意力也容易分散，於是研究者將這種病例稱之為注意力缺失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