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是古代最為軟弱的一朝，而兩宋相較，南宋尤弱，有人說這與定都杭州有關，直到民國期間魯迅還說：“中國人裏，杭州人是比較文弱的人。”就“連流氓也少有的浙東似的‘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打架”。
南宋初年，強大的金人鐵騎，縱橫馳突，宋高宗趙構，望風而走，幾乎被趕下海。後來幸虧有中原（由嶽飛等統領）、西北（由韓世忠等統領）兩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抵禦住南下的金兵，使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得到暫時的喘息的機會。後因金國統治集團內哄，才使南宋統治者坐享一百餘年的江山。
《我國有天靈蓋》即出於南宋初年，是當時演出“雜戲”的記錄。“雜戲”類似今天的對口相聲。其中有“蒼鶻”、“參軍”兩個角色，好似相聲中的“逗哏”與“捧哏”。他們兩人互相答問，即興發揮，插科打諢，以博觀眾一粲。“且如”以下便是一問一答。前三問答，勢均力敵，符合前麵所說的“若要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的邏輯。最後一個回答竟以“我國”之“天靈蓋”與金人的“敲棒”（俗稱狼牙棒）相敵。其邏輯與前三句邏輯大相徑庭，引起了哄笑。這種逗笑的手段也與相聲中的“三番四抖”完全一致。在專製製度下，人們習慣以幽默的手段進行社會批評。這種似真似假、非假非真的批評，使得統治者不好過分計較，也是批評者們的免禍之道。
實際上人們的笑聲中是蘊涵著苦澀與眼淚的。它反映了由於統治者的軟弱，人們在強大的金人入侵者麵前無可奈何的心態，也顯示出前麵的三個“相敵”也是用來撐門麵的。可以用來對抗金國勇將粘罕的“韓少保”不是被褫奪兵權、罷職閑居嗎？那些善使“鳳凰弓”身穿“鎖子甲”的中原、西北健兒們不是隻被用來劃江自守，不許他們出兵進擊嗎？南宋統治者以卑詞厚禮向金人求和，如果金人背盟南侵，何以敵金人，也隻有天靈蓋而已！
中國封建專製社會中，統治者總是千方百計“弱化”百姓的。老子就公開說過，對民眾要“弱其誌，強其骨”。人民的“教化者”天天都要告誡人們要忠順馴服、逆來順受，唾麵自幹，忍讓為先。因此，在封建時代人們作為個體，如柔弱的小草，任憑命運之風的擺布，很少敢於與命運抗爭；作為群體，不是成為無聲無息、似有若無的一群，就是化為盲目暴虐的非理性的力量，如洪水猛獸，可以摧毀一切。處於群體之上的統治者或說管理者不是暴戾恣睢，毫無節製；就是一籌莫展，束手無策。因此，在漫長的封建時代，老百姓從未與國家、社會融為一體，成為國家的幹城、社會的棟梁。由於統治者對百姓的弱化，在國家的多事之秋，他們也很難主動擔負起保衛國家的重任。沒有享受過權利的人民，本來也沒有義務去承擔責任！
宋太祖趙匡胤在後周擁兵自重、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皇位於孤兒寡婦之手。他上台後，為防止重演此劇，實行重文輕武政策，平時防備武人如防家賊，對於士卒出身的將領竭力貶斥；表彰科舉出身儒生文士，他們之中的許多人位到卿相。這些舉措使得官民性格尤趨文弱。兩宋外患主要有遼、西夏、金、蒙古。這四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國力遠不如宋，而宋人除了少數有膽略、有見識的文臣武將外，大多數的高層人士在心理上就處於劣勢。他們麵對在“心理形勢”占上風的“強敵”，總覺得自己不行，自己的行為措施總是被強大的外敵所帶動。他們畏敵如虎，為了買得片刻之安，常常每年“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實際上宋代的“強虜”是被宋統治者用百姓血汗養大的。對於“強虜”兩宋統治者很少有主動的出擊（有時在不當進擊的時刻出擊了一下，即遭大敗）而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這一點從《我國有天靈蓋》中的對話中亦可看出。說是“若要勝金人”，實際上都是處於被動挨打之時的“對策”，最後的“對策”也最為可憐。好在南宋有幾千萬個“天靈蓋”，足夠金人的“狼牙棒”敲打一陣子的，或許是根本敲打不完的。華夏民族幾千年來經過多少次外族人或外國人人侵經受過幾許“狼牙棒”或其他什麼“棒”的“敲打”，然而，到今華夏民族的人口仍是世界第一。因此，直到清末民初，麵對列強的瓜分，有的人還以此自豪：“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些語言雖然“豪壯”，實際上都是怯懦的退縮者在強敵麵前無可奈何的哀鳴。
我國有天靈蓋
金人自侵中國，惟敲棒？擊人腦而斃。
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雲，“若要勝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且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鎖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宋·張知甫《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