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品的客觀意義與作者的主觀意圖經常出現背離、甚至對立的現象，因為作者對於他所描寫的生活缺少深入的理解。從《瞽者》這個小故事也可以看出這點。作者的目的在於揭露“有眼人”的“欺天害理，行凶作霸”的行為，並表彰和讚揚了這位瞽者易於滿足、與能忍者自安的善良品質，可是我們從這個故事中看到的則是不知進取者的悲劇。
雙目失明已經不幸了，而故事的“瞽者”卻善於自我安慰：“世上惟有瞽者最好，有眼人終日奔忙，農家更甚，怎得如我們清閑一世。”看來他們不愁吃穿，不必為衣食奔走。後來他們被農夫假托官人打了一頓，更屬於無妄之災。而“瞽者”卻能設想一個更壞的結局為逆來順受忍而後安製造了心理依據。
我讀到這裏在苦澀地笑過之後，不由得感到悲哀，因為“瞽者”的性格不僅是個別盲人消極心態的反映，也體現了我們民族性格中的懦弱的一麵。這種懦弱性表現在把人生的立腳點定得十分低——隻以生存與安全為人生的全部需要，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好歹活著就成。“寧為太平犬，勿為亂世人”正是這種人生態度的寫照。這裏排斥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至於自尊、自榮、自我價值的實現等等更不在話下。清人褚人獲曾說：“恃貴則滅，恃富則敗，恃勢則蹶，恃力則危，恃聰明則塞，恃學問則荒，恃巧則疏，恃技則窮。天下無一可恃、惟貧賤可恃。故曰：‘貧賤可以驕人。’”（見《堅瓠集·戊集》）意為對於人的安全說來世間沒有可依靠的，惟有貧賤可靠。也就是說身在火坑，自然不會再有掉人火坑的危險。但是人果真一輩子生活在火坑之中，又有什麼意趣可言？
這種消極心態正是自我萎縮性格的反映。持這種性格的人們對由於社會的不平與不公造成的不幸，不是去努力抗爭，鏟除不平，糾正不公，從而取得較好的結果。而是憑借幻想製造一個更壞的結局，以此作為參照係，並用以慰藉自己，從而達到內心的平衡。人間的幸福，仿佛不需要物質條件作為基礎，不需要克服社會的厚此薄彼，不需要積極的追求，隻要修養成為退縮的、易於滿足的性格就可以了。這種沒有自尊，沒有追求的個性實際上是符合封建統治者需要的順民性格、草奴性格。持這種性格的人還不如阿Q，阿Q還有變態的自尊，對於觸犯其忌諱、有損其“尊嚴”的，“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阿Q也還有追求，對於財物、女人這些構成人間世俗幸福的物質基礎，並未能忘情。阿Q對於人間的不平與不公也還有抗爭，盡管這種“抗爭”大多在精神領域中馳騁；偶而也會暴發為“反抗”——“造他媽媽的反”，雖然，這種反抗帶有明顯的破壞色彩。而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瞽者”身上缺少一切向外的積極精神。他們在苦難麵前的麻木狀態和自我解脫，從心理學上說這是自我防禦機製的一種，是個體用正常的和理性的方法難以排遣煩擾和痛苦時所采取的非正常的、非理性的方法。它的形成與社會環境、文化指令以及社會賞罰機製有著密切的關係。
順民與草奴是專製製度的產物。他們表現出的對於生活最低水平的要求，正是專製製度對他們全麵剝奪的結果。試想官府的板子打到小民們屁股上的時候，打爛的不僅是他們的肌膚，而是摧殘了他們的人格，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主體的尊嚴。正像柳青《創業史》中的王二直杠，他曾犯法，但被官府的一頓棍子就“改造好了”，成為自覺維護封建法製的模範，誰說“觸及皮肉”的鬥爭而不能“觸及靈魂”呢？但觸及靈魂的結果不是使之淨化與提高，而是使之弱化或退化。“瞽者”與千千萬萬的順民與草奴正是這種弱化與退化的產物。這種人們也隻能在“太平犬”與“亂世人”中選擇。甚至也可以說，“弱化”與“退化”的結果是使中國社會在三千年裏震蕩循環於一治一亂之中，而很少進步。
瞽者？
二瞽者同行，曰：“世上惟瞽者最好，有眼人終曰奔忙，農家更甚，怎得如我們清閑一世。”
適眾農夫竊聽之，及假為官人，謂失失於回避，以鋤把各打一頓而嗬之去。
隨後複竊聽之，一瞽者曰：“畢竟是瞽者好，若是有眼人，打了還要問罪。”
讚曰：北方瞽者叫做先生，自有好處，世上欺天害理，行凶作霸，俱是有眼人，無一瞽者。隻看這些農夫，扮作假官，擅自打人。如此事瞽者卻做不出來，引便勝似有眼人也。
明·趙南星《笑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