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蠢人拿著長竹竿人城，橫直皆不能進，從中截斷又覺得可惜。他的周圍還有許多圍觀者，群議而尤良策，讀至此，已令讀者忍俊不禁。於是有人建議說：“十坐之外，有位叫李三老的能人，是個智多星，我們何不向他請教？”這個建議把讀者的注意力也引到李三老的身上。此時，李三老恰恰騎驢而至，“眾欣躍往迎”，可見人們對他的矚盼之殷。很奇怪，他卻騎在驢的屁股上。問之，李三老回答說：是因為韁繩太長的緣故。故事到此結束了。作者沒有寫明李三老如何為持竹竿的蠢人出謀劃策，但一切俱見於言外了。
令人不解的是像李三老這種加料的蠢貨為什麼被眾人推許為“智者”，而且為眾望所歸受以附近所有人的一致的信任？推其原因大約不外兩點：一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也就是阮籍所慨歎的“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李三老所居住的附近大約是弱智者麇集的地方。他們一天天懵懵懂懂、糊裏糊塗過日子，由於偶然的機緣、或者誤打撞，李三老做出一兩件在弱智者們看來極為漂亮的聰明事。這些被“群眾”看到眼中，記在心上，從此被樹為“智者”的形象，成為一方之能人。大多心智不全、智力不發達的人們，仿佛是精神上的孤兒，永遠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與習慣。在思想意識和感情趨向上有一種很強的依賴性，追求精神上的母親。在生活中有了矛盾、產生了疑難，他們自然而然地要想到依賴自己所樹立的形象——包括神靈與現實中的人。也就是說要皈依到精神上的母親的羽翼之下。李三老既是眾人所樹立的“母親”，便自然地會受到眾人的迷信乃至崇拜，至於他是否真的能給大家以忠告甚至幫助眾人以解決疑難則是另外的問題了。宋初開國元勳趙普曾對宋太祖趙匡胤說，他用半部《論語》輔佐太祖得天下，再用半部《論語》輔佐太祖治天下，這純粹是大言欺人。但在漢以後兩千年的社會，人們就是奉在黑格爾看來思想十分貧乏的孔子為精神上的母親。世間一切大小輕重事宜都從孔子手訂的著作中去找答案。以《春秋》聽訟決獄，審判案件；以“《三百篇》當作練書”。那麼用《論語》行軍打仗、治理天下也不奇怪了。至於效果如何、是否能解決問題，中國兩千多年來停滯不前，政治、法律一直缺少運轉的規範就是很好的說明。後世人們（特別是一些迂儒）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比李三老也高明不了多少。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名聲浪得，以訛傳訛，把蚊子說成大象。封建時代傳播工具不發達，人們口耳相傳，逐失其真。人們往往喜歡根據自己的好惡去改變所傳播的事實。一件事情經過了三四次的傳播，大多也就失去了本來的麵目。古代有從“春雨如膏”訛傳為“周文王像大餅”的笑話。故事是這樣的：最初有人讚美及時之春雨，讚曰“春雨如膏”，言其珍賃。有人聽了覺得對夏雨有點不公，於是也讚美“夏雨也如膏”。這句話傳到他人耳中，“雨”訛為“禹”於是麵“夏禹也如膏”，後“膏”訛為“糕”變成“夏禹也如糕”。有人聽了加以發揮，夏禹、周文王都是聖王，夏禹可以如糕，周文王自然像大餅了，一個合乎情理的判斷，數傳之後變成了極其荒謬的笑話。李三老這樣的人也被稱為“智者”、甚至被眾人迷信與崇拜，或許也有個以訛傳訛的過程。當然更可能的是：其名聲是統治者樹立起來的。中國曆來是“樣版治國”的，統治者們為老百姓樹立了無數的樣版。孝子有鞭打蘆花的閔子騫，臥冰求鯉的王祥，忠臣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精忠報國、十二道金牌回朝、寧冤死不叛亂的嶽飛，安貧樂道的有顏淵，陶潛，清廉自守、不食周粟的有伯夷、叔齊……這些都是千古楷模，叫老百姓認真學習的。另外每朝每代針對當時的具體問題，隨時樹立樣版，例如亂世則讚美節烈（為的是防止自己的姬妾汙於他人，鼓勵她們及時自裁）。治世則表彰歸隱（以免官少士多，讀書人沒有出路），因此有人把治國概括為兩句話：“誰做得好，你表彰他，叫大家都向他學；誰做得不好，你當眾批評他，叫大家都別向他學。”這種“樣版治國”法最可悲的是沒有樣版怎麼辦？中國這麼大，人口眾多，難道會出現這種情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