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在中國的司法審判中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近代有個寫平反冤獄的評劇，名為楊三姐告狀。農婦楊二姐被有錢的丈夫謀害之後，其弟弟妹妹到縣衙門告狀，縣知事接受楊二姐丈夫賄賂後明顯偏袒被告。二姐弟弟激憤地呼喊：“這是縣太爺說話嗎？分明是現大洋說話啊！”這句話也正是俗語所說的：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名劇《竇娥冤》中把這個真理漫畫化，叫貪官楚州太守桃機大老爺上場就說：“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他一見告狀的進來，馬上當堂下跪，大堂上的差役十分奇怪，他解釋說：“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這些事例說明封建社會可以用金錢半公開地收買司法官吏，叫他們上下其手、開後門把人犯從重減輕。
另外，古代刑律中就規定有以金錢贖罪的條款，不僅是“罪疑惟輕”，些易於引起爭議的“罪行”可以用金錢贖罪，即使一些處以肉刑的“罪犯”也可以罰錢了事。漢代出現的《尚書大傳》就有這方麵的記載。著名的史學家司馬遷因為李陵辯護觸怒了漢武帝，被下蠶室，處以宮刑。如果司馬遷家中有錢即可以免受這使人身心受到雙重摧殘、令人感到無比恥辱的宮刑。可是他“家貧不足以自贖”，親戚朋友又多是勢利眼，急於與他“劃清界限”，而不肯出資援助，為了完成《史記》最後隻能“就極刑而無慍色”含羞忍憤接受了宮刑。這是金錢介入司法的第二條道路，在封建社會中它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與執法官吏受賄賣法不同。其贖金是入國庫，也就是皇帝的腰包。
當然，古代不是什麼罪都可以用金錢贖免的。如當朝大臣觸怒了皇帝，皇帝下令處罪，就很難用錢（或用官）贖罪，但如果有錢而且願意賄略行刑者也可以少受痛苦。明代“廷刑”是當堂用“杖”責打“罪”臣，如不使錢很可能被執刑者打死。清代朝官犯有輕罪，或觸怒了皇帝，有當廷“奉旨申斥”的處罰，說白了也就是令太監對著“犯官”的耳根子大罵一頓。如給太監使了錢，他對著“犯官”的耳朵說幾句不相幹的話也就算了。清代太監大多無文化，什麼髒話都會罵出來的，有的被當廷罵哭了的。但太監是代表皇帝罵他，他不敢反駁或回敬。他人也不會計較這些話是否為“禦口”所能罵出的。
古代“十惡”（“反逆”“大逆”“叛”“降”）等統治者認為會“危及社稷”的罪行也在不赦之列，但如果給獄吏好處，則坐牢時可以舒舒服服，被處決時可以少受痛苦，有些還會從緩執行。清代有則筆記記載某富家子，犯有大罪，判“監斬候”。這一般都在本年秋處死，但他是富家獨苗、且無後。於是富家花了許多錢，把要發往北京請刑部批複的該犯案卷，混到發往雲南的郵件之中。那時快馬傳遞到雲南也得四五個月，等發到之後、雲南發現錯誤再寄回，前後過了一年多。負責刑名的師爺又搞了點鬼；最後呈送刑部再發回執行已經三四年過去了。這期間，家中為他買了一個妾，送到監中，共同生活了很久，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了。解決絕後問題。這隻是足不出鄉裏、缺少見識、交遊僅限於鄉曲的富翁以錢幹法之道；至於那些富可敵國，遍交權貴的富翁幹擾司法的辦法自然更比他高明，如雇人代死也是屢見不鮮的。這在清代梁章钜的筆記中就有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