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第一回描寫作者理想的“太虛幻境”時有副楹聯，其上聯為“假作真時真亦假”。它概括地反映了人們對於現實生活中極為常見的“真”與“假”的這一對哲學命題的困惑。中國文化傳統中除了佛教視真如為真理外，向無真理之名，《說文》解釋“真”字是：“仙人變形而登天”，其義與現在理解的真理無關。後來，也多訓“真”為誠，表示主體對宇宙萬物真摯信誠的態度。由此可見，一般古人對客觀“真理”的探求與堅持不是很執著的。特別是那些練達世事的人們，他們更關心的是自己如何在社會中暢通無阻，而不是什麼在他們看來連存在與否都成問題的客觀真理。
《認真》這篇詼諧性的寓言直接表現了認“真”在當時社會上是行不通的。艾子的兩個學生，一名“通”一名“執”。這兩個名子是有寓意的。“執”代表執著、鍥而不舍。他認定真理，執著而不通融。向老翁乞漿時，老翁指認書中的“真”字，他念作“真”，不料老翁不認“真”，怒而不與其漿。這象征著“認真”隻能在社會上到處碰壁。“通”則象征著通達、圓融、油滑。他把“真”字念作“直八”；因而得到了美酒，滿足了師父的要求，並受到他的誇讚。更令人可畏的是“通”子仿佛也沒有錯，“直八”就“真”字，“通”子這樣做可以說是一箭三雕。一，受到老翁的認可。二，不因故意念錯而受到良心譴責。三，為以後留下出路。日後如果有個山高路遠，天地翻覆，人們認“真”之時，他也沒有什麼大錯。“通”子還可以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護。盡管如此，在讀者看來，“通”子還是從“真”字身邊悄悄地溜了過去，為了求得眼前的些許利益便不敢直麵真理。當然，這是寓言。為什麼社會上有時候講“真話”、說“真理”，不能通行，而圓滑的假話、可以自圓其說的歪理卻能暢通無阻，而且受到一些人們的歡迎呢？說到底還是個利益問題。馬克思曾說：如果幾何公理違反了某些人的利益，也會招致他們的否定與攻擊的（大意如此）。魯迅說：“《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隱瞞，戰國時談士蜂起不是危言聳聽，就是美詞動聽，於是誇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文學上的折扣》）。當然，隻責備“通”子一類人也有點不太公平。這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講真話、堅持真理的人們一般是沒有好結果的。偉大的詩人杜甫就說過：“不愛人州府，畏人嫌我真”。他的戇直的個性、敢於講真話的作風，自然為州府官吏所厭惡。蘇拭寫詩從正麵或側麵揭露了王安石變法中的問題，講了真話，招致了“烏台詩案”，差點丟了腦袋。與此相反，老猾世故，很少說真話的馮道不僅能苟全性命於亂世，而且能出仕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四朝十君，三人中書，為宰相二十餘年，自號“長樂老”。這是不肯認“真”而獲大利的典型。一個不需要真理、棄真理如敞屣的社會怎麼能夠發展呢？國人不肯認“真”，最終也受到了它的回報。
按說無產階級掌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不會發生真理與利益悖謬的情況。因為根據馬克思的學說，無產階級代表了社會發展方向、代表了未來，真理與階級利益是一致的。實際上問題遠不像設想的這麼簡單。由於製度與體製的不健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與全體公民積極參與的公平合理的社會並未完全到來，因此，屢次發生壓製講真話、和打擊堅持真理者的悲劇。從五十年代的反右派擴大化、到六十年代的“文革”，多少堅持真理的人們到頭來身陷囹圄、甚至走向刑場。於是“假大空”橫行泛濫，以“真”作“直八”者還算良心未泯，以“真”作假者才能扶搖直上。這些給社會主義事業與信譽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隨著改革開放，這種情況有了很大轉變。在社會生活中“執子”能夠得到表彰，“通”子人人喊打，不再受益。這才是社會主義希望之所在，也是中國的希望之所在。
認真
艾子遊於郊外，弟子通、執二子從焉，渴甚，使執子乞漿於田舍。
有老子映門觀書，執子揖而請，老父指卷中“真”字問曰：“識此字，饋汝漿。”
執子曰：“‘真’字也”。
父怒不與，執子返以告。艾子曰：“執也未達，通也當往。”
通子見父，父如前示之。通子曰：“此‘直八’兩字也。”父喜，出家釀之美者與之。
艾子飲而甘之，曰：“通也智哉！使複如執子認真，一勺水吾將不得吞矣。”
明·陸灼《艾子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