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東擁有許多粉絲，他的課又有娛樂功能，用武俠小說吸引年輕人，他知道學生喜歡什麼，厭倦什麼。孔先生的演講坦誠親和，有獨到的見解，盡管是片麵的深刻，幽默辛辣的個性，生動形象的語言，流暢，機智，幽默，發常人所不發的議論。這也是學院體製造就的，如果真有大師級別的，誰會盲目追捧他呢？孔先生和張頤武一樣，懂得利用媒體宣傳自己，都是“媒體學者”。另外一位，韓毓海先生，在校外兼職很多，很像“社會活動家”。
我對孔慶東唯一的認同就是，他拒絕盲目跟隨西方文藝理論研究文學，並對此堅決批評。他說：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中，十餘年來，方法論的意義被強調得深入人心。一旦采用某種比較“新”的方法——包括切入角度、理論模式、主題詞彙，就可以產生成批的研究著述，這種披著西方學術市場雅外套的學術媚俗行為對於職業化的中國學者具有極大的誘惑力。許多博士碩士不讀文學作品，甚至連《水滸傳》和《子夜》也沒通讀一遍，專讀海外文化理論和漢學著作。寫論文時，再去將有關作品“細讀”一遍。然而，沒有“粗讀”作為基礎的“細讀”是十分可疑和可鄙的。它好比是放著正常的肉眼不用，非要戴上八千度的近視鏡去看書，結果給他看出一大堆新東西，隻是這些新東西與書之所以為書沒有關係。
孔慶東指出：“技術操作對於學術研究的意義自然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不容否認，隻是它必須建立在普通美學接受的基礎上。把這句話細讀下去，就是說，做學者必須建立在做普通人的基礎上。”“當今中國的人文學科研究，理論和方法都過剩得需要大批量銷毀了。花裏胡哨的東西對人也不是沒有一點好處，但它們是不可能持久的，做學問和做人的那些普普通通的道理，卻需要我們哪怕是假正經也要正經地恪守下去的。鐵肩擔了道義，妙手才著得文章，不然妙手再多又有何用。千手觀音的價值不在它有婀娜的千手，而在它是濟世的觀音。”
“我執”
如果孔慶東不在課堂上泛泛談論政治，就不會跑題太遠，稍微扣住文學的話題，還是很喜歡他的。讓我擔憂的是，孔先生蠱惑了一批粉絲，在他們的心靈撒播不好的種子。孔先生的本職是中文，學術素養不夠也就罷了，在自己的業務內騙騙人就算了，他還愛跑到公共領域社會領域和政治領域去發表看法，又沒有起碼的法律上的政治學和曆史學的修養，對他根本不熟悉的問題指手畫腳。他外行話說得也太多了，自然就有人批評了。
最近，我讀了孔慶東的隨筆《生活的勇氣》。那裏麵充滿著一個躁動的靈魂，關心的多與世俗政治有關。在一則文章中，一邊說某位部長送他詩集，一邊說部長的詩歌藝術上不高，不能因為是領導就恭維。這樣的人不去外交部，真是可惜了他的才華。孔先生那篇記錄自己去外交部講課的文章，充分暴露了他的“王者師心態”。孔先生留在北大，豈不辜負了自己的才華？
作為一個健全的人文主義者，而不是職業政治家，最好在他的談話和文章裏盡量少摻雜一些道聽途說而來的政治逸聞軼事，自覺承認政治的複雜性，保持個人思想的獨立。知識者介入社會責任的途徑有很多種，最好要有自己的專業園地。那種在大學課堂熱衷於大談政治的所謂“不搞政治的政治家”，我覺得確實有些一廂情願。現在的學科分工很細，對政治感興趣可以去國際關係學院，對外交感興趣可以去外交學院，想當官就去政府管理學院，如果一定要聯係政治與文學，倒也不為過，可開設“文學與政治”，專題深入剖白自己的見解，何必在一個講授魯迅小說的課堂上兜售自己的政治觀點呢？
我認同陳平原先生所說的，這不過是想當“國師”而已。國中學人多有“經世濟用”之抱負，這種情結在北京大學由來已久。陳先生指出，“借學術評論政治”，損害的是學術。讀書人很少滿足於單純的“清議”，都夢想著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的實現。功利之徒是不必提了，尤其是自詡要“兼濟天下”的讀書人，其誌固然可嘉，卻實在要當心陷阱。讀書人從政不是不可以，切忌“猶抱琵琶半遮麵”，曲線救國的路線，那樣必然一事無成。陳先生尖銳地指出，“社會的良心”、“大眾的代言人”自居的讀書人，近乎自作多情。
帶著這種信念談政治，老期待著登高一呼應者景從的社會效果，最終隻能被群眾情緒所裹挾。應該提倡這麼一種觀念：允許並尊重那些鑽進象牙塔的純粹書生的選擇。讀書人應學會在社會生活中作為普通人憑良知和道德“表態”，而不過分追求“發言”的姿態和效果。若如是，則幸甚。
教書的不好好教書，整天在課堂上指點江山，這是典型的角色錯位。“廚師不看菜譜，研究上兵法了！”趙本山這句話其實是在告訴我們，這個時代是典型的角色錯亂。各人不安其位，經常越過本行指點別的領域。孔先生雖然“妙語連珠”經常把學生逗得東倒西歪，但是，隻要你仔細品味，他的話根本沒有什麼含金量。這些苦心經營插科打諢的“妙語”摻雜著“左”的情緒，無聲地熏習著那些不諳世事的學生。隨著這些種子越積越多，就會形成質變。知識分子的死結，就是當“國師”。是有這麼一些人，做的是學術，夢想著天子召見去當“國師”。總覺得自己有雄才大略，現在教書是委屈了自己，可能是李白的詩讀得太多了。但是支撐著李白和李白們活著的就是那帝王師，為蒼生一展胸懷的夢想。遙想幾千年前，莊子早就看透徹了那個結局——不過做一隻死烏龜而已。
孔先生的一些隨筆愛以魯迅為由頭，大談魯迅的生活智慧。比如《魯迅的生活智慧》：
魯迅很重視錢，絕不假裝清高。有個書商騙了我和餘傑、摩羅等人的錢，我們跟他交涉，他卻對我們說：你們知識分子怎麼這麼庸俗、這麼愛錢啊？你們是靈魂工作者啊！我不聽他的欺哄，就學習魯迅，一定要跟他算賬。
孔先生對於魯迅的思想不見得頂禮膜拜，進行深入研究，弄出來一本《正說魯迅》，裏麵充滿硬傷，卻老是對魯迅的收入頗感興趣，他深情地說，許多人覺得魯迅生活貧困潦倒，其實魯迅的收入很高，每月光固定收入就有300大洋，相當於今天的兩三萬元，此外還有稿費等收入。魯迅具有很高的生活格調，他懂得如何生活、如何提高生活的質量。
孔先生談魯迅的“金錢觀”實際為自己找理由，你愛錢就去愛錢，偏偏拉扯上魯迅幹什麼？最討厭當他在為自己謀私利的時候，老拿魯迅裝飾自己。老是跟魯迅比收入，怎麼不比誰的貢獻大呢？我欣賞這樣一種評論魯迅的話語：“他懂得避禍保全卻不龜縮苟活，他善於經營生機卻不促狹卑瑣，他迎來送往卻不敷衍虛偽，他嘻笑怒罵卻不玩世油滑，他善於發現你聞所未聞的真相，也善於推翻你司空見慣的常理，他的智慧最樸實，最平俗，也最雅致，最實用，最真切，也最深沉。”這絕對不是孔慶東能學來的境界。
有一段時間，孔先生在自己博客裏“哭窮”，並為自己的權益辯護。按照道理，一個知識分子為自己的生存利益辯護，可以理解。但是，孔先生“哭窮”的背後是什麼呢？在這個連芙蓉姐姐都躋身百萬富婆的時代，孔先生當然不甘於做一個清貧的學院裏的知識人，他耐不住那份寂寞，恥於自己沒有開上豪華汽車住上豪宅沒擁有巨額存款，這是一種流行的功利的浮躁病，恰恰違背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魯迅認為，人首先要生存，其次要溫飽，最後才是發展。魯迅為個體的利益爭取權利，並不是像孔先生一樣頭擠著去追名逐利，並為情、錢、權、運所困，心靈境界如此，讓人震驚！
多年來，我們被自己的“文化英雄”角色所迷惑，被“代言人”的悲壯情懷所感動，因此內心極度缺乏“支援資源”。在巨大的反差麵前才產生失落感。現實是不可逆轉的。在這樣一個時代裏，不做新的“時代英雄”，就必然要做一個“殉道者”，此外，大概是別無選擇的。這一心態的生成，源於知識分子對自己扮演的“角色”投入太多，誤解太多。多年來，他們以“民眾導師”自居，以“開啟民智”為己任。在行使話語權力的過程中，不自覺地認為這一切都是真的。行使話語權力給人帶來的是一種快樂的“滿足感”。因此那時的知識分子大有一種“文化英雄”之感。但現實社會的發展無情地摧毀了這一感覺，他們的話語失去了聽眾，失去了想象的回應，當然也失去了鮮花與掌聲，於是又把自己裝扮成了“文化難民”。這一失落反證了“文化英雄”是作為一種姿態具有極大的虛幻性。其實，自20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多處於邊緣地帶，但他們似乎並沒有走出虛幻，沒有走出自己的誤解，他們固執地堅持判斷性的錯誤——現實對他們太不公道了。這類知識分子有一種潛在的矛盾，即表麵的激烈與內心的保守。換句話說，他們的人生運作有極大的功利性，因此其抱怨和不平有很大的“失意”色彩。他們既沒有西方知識分子的“為精神而精神”、“為藝術而藝術”的宗教情懷，也沒有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的願意做“最終價值的守護人”的勇氣。功利性使他們不可避免地進入了“世俗”層麵，甚至脆弱得連起碼的自尊也沒有了。
《百家講壇》欄目請孔先生來講魯迅，能告訴我們一個真實的魯迅嗎？孔先生在電視上麵講魯迅，隻圖快活，胡侃神聊，“硬傷”觸目驚心，被人指出300處病誤。說孔先生不懂魯迅，恐怕說不過去。一個堂堂的北大中文係研究魯迅的教授焉能不知魯迅？隻是可惜的是，這位自稱“北大醉俠”的孔教授，卻把魯迅筆下的兩個著名文學人物阿Q和祥林嫂的命運給弄錯了。“北大醉俠”居然站在講台上談什麼用語文的功夫來鑒賞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