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北大教授講課以外，一些在北大開設講座的學者和名家也給我不少啟示。莫爾特曼（Jurgen Moltmann）先生講“時代危機中的生命文化”，葉曼先生的《道德經》係列講座，淨慧法師講“生活禪”，楊曾文教授講“蘇東坡與禪僧的交遊講座”，台灣大學哲學係主任孫效智先生的生命教育，台灣李誌夫先生講印度部派佛教，方立天先生的中國佛教哲學，王邦維先生主講的“天下之中”與“日中無影”，湯一介先生主講“儒學中的普遍價值問題”，明賢法師講“生存與信仰”，恒實法師講佛教與科學，徐小躍先生講“儒釋道與中國傳統文化”，台灣心道法師主講禪宗的智慧，郭耀華先生講《金剛經》，潘宗光先生講解《心經》，單中謙先生講“莊子與金融”，鮑鵬山先生講孔子，汪暉先生講“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梁文道先生講“知識分子的關懷”，孫鬱先生講“魯迅的美學”，還有一些著名作家的講座，以及北大國學社、北大禪學社、北大宗教哲學研究會、北大五四文學社的係列活動都豐富了我的視野。
從實際聽課，課堂討論問題，到實際接觸交流，北大教授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是學識淵博，專業的治學精神，高度自覺的學術追求，有情懷有襟懷，不會遊談無根，這是少數優秀學者；一是專家，這類學者最多，都在某一領域有所研究，深淺不一；一是為了學術而學術，學術是職業，沒有獨特的建樹，既無激情也無熱情，這類有一些；還有一些學者，也做學術，可是為的是學術背後的利益與虛幻的光環，扮酷唬人，思想淺陋，沒有覺悟，卻自認“導師”，誤導眾生。從對待人的態度而言，北大教授裏既有慈悲、寬容、善良的，也有冷漠、冷淡、勢利的。眾生百態，讓人大開眼界。
北大學生給我的感覺是這樣的：一是思想比較獨立，有才華有激情，大都有自己的一套見解，不人雲亦雲；二是有理想，比較單純，內心很執著很有毅力，較少功利主義的色彩；三是某些北大學生存在思想不圓融，缺乏曆練，任性、傲慢卻又缺乏競爭。從小在學校裏麵被灌輸的教育是要成為國家的棟梁，要做大事，成為社會矚目的精英，具有完美主義情結，隻知天下之大而不知天下之小，害怕承受失敗的結局，他們不知道什麼的生活是幸福的，一旦遭遇挫折心理失去平衡，不知道如何安撫內心的衝動與創傷，個別極端的甚至走向理智消沉激情湮滅。這樣極端張揚的性格在“五四”時期是時代的領軍人物，但是在一個注重實際的和平年代，弄不好很有可能淪為庸人。也就是說，雖然思想和智力上有明顯優勢，往往不屑做小事情，批判意識過濃，太過自我，藐視普通人，很難適應惡劣的生存環境，拒絕調整自己看待社會的視角。
北大學生不好一概而論，因人而論，比較合適。北大畢業的學生優秀的出類拔萃，平庸的淪為庸人，反差太大。北大人是多元的，誰也不敢說自己就是代表北大，深入基層體察社會的北大人同樣也不少見。
北大學習最大的收獲是什麼？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就是：我感覺在精神上真正立了自己，回歸到清靜的本心，恢複了心靈的柔軟，走出了S城，中和了魯迅先生對我的影響。
具體一點來說，以前我太愛文學，從而局限了自己的思考。通過學習國學和曆史，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也更能了解我們的社會，看問題更全麵了，自身自然得到提升。與一流學者——尤其是有思想家氣質的學者“結緣”，是一種提高自己趣味與境界的“捷徑”。與北大教授零距離靠近，無疑提升了我的精神視野。不僅僅增加了知識，而且對自我、他人、世界、生命、信仰有了新的理解。我在S城學的是“技”，而這個是“道”。我在北大學國學以後，之後心態變得平和多了，做事情不再浮躁，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了操控自己的定力。雨果臨終前有句遺言是：人生便是白天與黑夜的抗爭！我深深明白，生活並不全是抗爭。隻有在一種張力之中，生命的價值才會有很大的展現！
北大諸師深入淺出的講課藝術，特別是先生們開闊的精神視野、切入問題的方式、嚴密的邏輯論述，都讓我受益匪淺。也是在此期間，我養成了良好的讀書和思考習慣，方東美、馮友蘭、湯用彤、熊十力、張岱年、湯一介等學術大家的書，為我鍾愛。
海南大學讀者“荒漠甘泉”問：您的經曆和思考十分豐富，能大致回顧您十多年來的思考過程嗎？我對這種思考的過程很有興趣。
於仲達：我十多年來的思考過程，大致分為七個階段：
第一，沉浸於個體純粹唯美的體驗
中學和大學，愛好文學，17歲開始發表詩歌。大學期間喜歡閱讀文學作品和文學期刊，對於作家曹雪芹、鬱達夫、川端康成、沈從文、顧城十分喜歡，並和同學創辦江南詩社，創作並研究“後朦朧詩歌”。
第二，人間世的苦難和魯迅的持續影響
1998年學校畢業，在皖北S城工作九年。目睹社會黑暗和人性墮落，唯美體驗破碎，情感幻滅，深感人生苦痛和悲辛，對於人性懷有大悲憫，開始關注社會和人性，心靈處於憤激、緊張、對峙和反抗之中，對於人性的看法首次陷入悲觀，對人間世的感受十分痛切（苦難、痛苦、絕望、罪感、輪回，接觸魯迅和基督信仰）。
由於深受魯迅的持續影響，在生命哲學上反抗荒誕承擔虛無，拷問自己，逼迫自己精神成年，斬殺先前柔弱的自己。直麵人生的殘酷和人性的醜惡，在“失敗”之中自覺，丟棄幻想，反抗“絕望”，重在“立己”，關注個體的尊嚴、價值和獨立。這一時期喜歡的作家有加繆等存在主義作家。
第三，佛教禪宗的影響
長期處於一種充滿張力的精神承擔裏，深感人的形與心的分裂，尋求解脫和緩解方式，久而久之，缺乏新的精神資源，身陷入困境，於是走向虛無。美好的世界在哪兒呢？不斷叩問和追問，苦痛之極。
2007年的這個時候接觸慧能《壇經》，消解苦難，回到本心，深入反思，陷入兩靈交戰。但是，稍後終於不能忍受“空”，決定從禪宗走出，內心淡定了一些，決定離開S城，前去北京。三年以後——2010年皈依台灣法師，我修正了自己對於佛學“空性”的錯誤理解，閱讀佛學經典，猛然大悟，似乎找到了迷失的心靈家園。
第四，尋找救贖
2008年在北京參加一個聚會，企圖把內心的痛苦在神那裏得到釋放。但是，在佛學和基督信仰之間仍然徘徊。這個時候已經從對魯迅的研讀重點轉入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迷狂，現在我麵對魯迅思想中的疼痛、焦灼、對抗、緊張、黑暗、不寬恕，已經有了一個清醒的認識。還包括對於具有基督信仰背景作家的研讀，開始對於狂熱的“右派”、“左派”、偽精英知識分子以及精英知識分子本身產生反思，對於人性的看法再度陷入悲觀，同時渴望通過信仰拯救自己，然而不是有效的。
2010年頓悟佛學“空性”，領悟“性空幻有”，焦灼的心靈終於逐漸清靜下來。借助佛學的啟示，再閱讀《聖經》，猛然對神的愛體會深了。奇哉怪哉！
第五，重建自己的精神價值體係
2007年至2011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哲學係和宗教學係旁聽學習，人間世的苦難同時讓我靠近了魯迅、莊子、佛陀和基督。
有一個發現，魯迅先生對於中國文化內在的超越性和永恒性，缺乏足夠的認識。當然，也可以說這不是先生著重關注的，他隻是在質疑傳統文化方麵填補了空白。
深入認識儒、佛（禪宗）、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開始在精神廢墟重建自己的精神自信。在魯迅、儒、釋、道傳統、基督信仰等多種精神資源裏不斷反思自己和圓融自己。
2009年開始形成自己獨立的人生和價值觀：從肯定建立自我開始，然後提升自我，到達消融自我。
第六，尋找精神的最終的歸宿
有一種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某些基督徒不通佛教批判佛教，某些佛教徒不通基督信仰批判基督教。然而，在我看來，兩者都是有局限性的。佛法可以讓人清心，基督可以給我剛正。我認為大乘佛學（包括莊老）和基督信仰是我最終的歸宿。
第七，對於經世思想的重視
隨著時間的流逝和閱曆的增長，特別是北大幾年多的學習經曆，自己思想漸漸開始圓融。體驗過生活的瑣碎和自己的卑微，我對於自己先前的淩厲、浮躁和虛空開始反思和省察，也對所謂學者、“知識分子”和底層人開始反思，更對魯迅開始反思。在多種精神資源的觀照下，我對於人性有了一個客觀的態度，不再拔高或貶低，人性的卑微和高尚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底層人和一個“知識分子”身上。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再一廂情願對人提出任何精神期待，而是平靜地消融自我，回歸自我，做一個真實的哪怕是不那麼高大的自我。
《左傳》曾提出了為人處世的最高標準，即“立德、立功、立言”，並稱“此之謂不朽”。對照這個標準，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做得很差，甚至顛倒了過來。但是，我不把自己的文章看作“立言”，而是對於對自我的審視和鞭策（不包括批判社會性言論）。
錢理群、餘傑、摩羅等人的書最初曾給了我自足的勇氣和激情，對於困境裏建立自我起到很大作用，他們普遍受到魯迅的積極影響，致力於批判專製，承擔知識分子的使命，這些都是有正麵意義的。可是，我也從他們身上洞察到了某種虛妄的精英主義，尤其缺乏圓融智慧，擴張自我，過於看重個人與理性的力量，掩飾自我的渺小、軟弱與痛苦，結果走向反麵。突出表現在文風上就是抽象的激情、標新立異、自相矛盾、主體固化，用佛教的話來說就是陷入“我執”和“法執”之中。就連錢理群在北大一次講座中，他本人也感歎自己精神太精神化不幽默，可見這是一個值得解決的問題。魯迅先生是一個具有自我認知能力的人，並且在提升自我的同時消融了自己。他們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局限性，開始顯露出來，為我警惕。
真正強大的人，是內心強大的人，或許並不是那些表麵張揚的所謂“知識精英”，而是那種緊貼大地行走埋頭苦幹的人。知識分子中有不少品性好的，但也不乏敗類。片麵強調知識的作用而無生命的圓融與悲智，是有問題的，很容易損心傷性。
我開始厭惡那些虛張聲勢淩空蹈虛的誑言和致命的自負，這是單一價值蠱惑出來的精神病症，也是嚴酷社會對人造成的精神創傷，它讓人不能平和從容，喪失感受生命的悠然之氣。人一旦自我膨脹到唯我獨尊的時候就是獨夫，就是失去智慧的殘廢者，其結局就是瘋狂。人有非分之想，就很容易自卑或自大。自卑者常常被私欲雜念禁錮而失去自我。而自大的人把自己膨脹到足以淩駕他人，愛誇耀自己，愛批評別人，聽不進別人的意見。這樣的覺悟讓我洞穿了虛妄和荒謬，在這段日子，我讀佛學、《聖經》、孔子、莊子、老子、司馬遷，從魯迅先生的影響裏漸漸走了出來。
從做小事著手，連接自己和社會，增強在複雜局麵下處理現實問題的能力，培養健康的心智，增強自己的內力。特別留意那些經世的學問和挖掘民間智慧，跳出純粹文人、“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思路，有計劃地讀一批人物傳記。其中包括毛澤東、張居正、曾國藩、王陽明等，留意曆史。在此以外，在研讀國學經典之餘，留心一些中外企業家的傳記，特別關注草根精英，留心他們打拚創業的精神，並因此受益匪淺。以出世間法指導世間法，曆事煉心，學習在不圓滿的世間承擔生命賦予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