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奚青的《天有病，人知否》
奚青發表在《當代》1993年第6期上的中篇小說《天有病，人知否》，對我們這些人來說實在太熟悉了，像作品主人公吳子耕那樣一些把政治思想工作當成敲門磚、搖錢樹的宣傳幹部我們見得不少。這幫人的可鄙和討嫌不僅在於他們中的一些人把官場、情場、文場都當成賭場，而且在於這些政治賭徒們把自己裝扮成根紅苗正的、有恃無恐的、天然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和改革者，最善審時度勢、最精於左右開弓的黨的政工幹部，百分之百穩如泰山的布爾什維克。他們中間有自封的正統理論家，有新潮的社會活動家，有老一套的政治流派，有80年代的華威先生，有泥鰍一般的文痞，有《風過耳》裏宮子悅的同類。
不過，和以上諸多精英們站到一起，吳子耕就矮了半截，露出自己的“小”來。吳子耕除了寫寫“黨八股”的稿子別的什麼都不會，和下屬聊天也一串串地往外冒官話、套話，像故意逗哏似的，其實他誠懇，比那些假馬列拿大帽子嚇人少一些虛偽。吳子耕隻要采訪兩個人，談上三小時，就能編出四千字的調查報告，不無弄虛作假、討好上司之嫌，卻還未曾壞到混淆視聽、放縱輿論的程度。吳子耕想欣賞欣賞《人體攝影》，滿可以大大方方，何必臉紅，何必轉手去借，何必說完“搞宣傳的都應該懂點攝影”又說“看不看無所謂”？和色膽包天的教師爺比，他可是差遠了。吳子耕像饞貓一樣偷香竊玉，奈何軟弱無能，夜深沉，趴在電線杆子上獨自一個抄寫《祖傳絕方》。他畢竟沒有膽量和能耐去大酒樓宿娼或者進口春藥。吳子耕在機關大小是個官老爺，可是小青年們把他作為調侃的對象，拿他窮開心，想擺擺老資格，又委委瑣瑣挺不起腰來。說到底，吳子耕是個小巫，小公務員，想趕時髦、過大癮的小公務員，沒有能耐、沒有後台因而沒有前途的小政客、可憐蟲。
可悲的不是改革開放時期吳子耕們層出不窮（這是必然的，不奇怪）；可悲的是見怪不怪、習以為常，對這類人麻木、視而不見。
吳子耕是我們國家轉型期被改革大潮所催生、所衝刷的人物，是繼我國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出現的幹部隊伍再分化的落魄人物、落寞人物、多餘人物。當然，落後勢力並非沒有勢力。
奚青通過機關生活和家庭生活把吳子耕的“人民公仆”的麵目暴露殆盡，把其人自私、保守、偽善和臥室內的秘密抖落一空。奚青變怨忿為嘲諷，變嘲諷為幽默。他運用喜劇的力量在更高層次上進行譴責，從而使他的怨刺對象尷尬不堪。他的充滿喜劇情節的戲劇式的又生活化的結構，給讀者帶來濃鬱的生活情趣和開心的審美愉悅，顯示出奚青近年來日趨老辣的藝術實力。像這樣的小說，假若有人情趣相投，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室內劇或輕喜劇，我猜想，觀眾們恐怕會和企盼早日收看到《風過耳》電視連續劇一樣企盼著屏幕上的吳子耕，連同天之病、人之病和天人之笑。
1993年12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