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定空間內數量的增長聚合，往往促成質與力的變更。四五百學生聚居的中學，為90人的小學無法比擬。從學堂內部看，小團體聯合的概率增加，規模擴大，小學時代的桃園三結義發展為20餘人的鬆散聯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相互補充。從社會角度看，學生群數量的數學級增長導致其能量的幾何級遞增，使昔日出名不好惹的考試童生偶爾興風作浪，變成學生對現存秩序的持續衝擊。
由小學而中學，學生學識的提高與學堂專製的加強同步增長，矛盾更加激化。擔任校長、監督、監學者，或是前任縣太爺，或是小有名氣的留日學生，後者已算新派人物。如嘉定府中學的丁平子，曾任四川留日學生同鄉會總幹事，1906年。因抗議入學規則風潮歸國，在教職員中可謂佼佼者。然而，一旦處在官辦學堂監學的位置上，便成為專製製度的化身，而本人也在官場積習的侵蝕製約下，身不由己地發生異化。他與學生的矛盾，成為民主與專製衝突的體現。這種帶有普遍性的情況表明，直接處於學生對立麵的，雖然並非社會最保守的部分，卻麵對著最激進最活躍的靈魂，反差加劇了矛盾。
人大心大，世界也日益擴大，師資的低劣與課程的貧乏，無法饜足青年。人與日俱進的探求心。西式學堂取代舊學書院，教育形式與內容一起發生驟然劇變，習慣於經驗式舊學教育的教師，大都不能迅速完成知識結構的更新調整，與學生的高期望嚴重錯位，茫然無所適從。教師擅長的知識在學生看來已不成其為“學問”，而學生推崇的新知又非他們所長。他們多少也有些自己似懂非懂的新貨色，不過在這方麵多數人隻能與學生並駕齊驅，甚至略遜一籌。知識本身不受時空限定，但人對知識的掌握卻須更新調整，與時俱進。這種更替必然導致新舊權威的升降移位。師生的差別在於前者仍以舊學為框架，吸取西學加以修葺，後者則否定舊學的基本格局，重構新體係。表麵看來，前者並不完全排斥新學，後者也不絕對否定舊學，但發展趨向卻截然相反。因此，學生視教師的新學為不倫不類，教師視學生的中學為離經叛道。
再者，辛亥時期由西學演化而來的新學，還處於社會政治層麵的意義表現最充分的階段，而其學術價值則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才比較明顯。新舊學、中西學之間的衝突集中在政治層麵上展開，決定了人們隻能以社會鬥爭而不是學術爭鳴的方式來解決矛盾分歧。中外社會對比懸殊，是決定學生對待中西學態度的最大社會存在。這樣，新舊學之爭無形中成為新舊社會勢力爭鬥的一大焦點。學生們對於真正的國學精粹，特別是有助於救亡振興的成分不乏興趣與崇敬，可惜教師中精通此道者亦寥寥無幾。廣東韓山師範學生曾刊發公啟，揭露一頑固教習“本為八股老先生，無半點新理想，所編課本，俱是陳言，西寫東抄，毫無定見。於經學則大義莫明，而多災祥瑣屑之事；於曆史則不去無用而采有用，如曆代興亡之大勢，前人奇偉之勳業，中外交涉之關係，技藝先步之原因，社會變遷之情狀，凡可為借證之資，而激發我國民感情者，未曾有一語道著”《韓山師範學堂全堂學生公啟》，《嶺東日報》1907年。9月25日。。學生們求新奇而遇陳腐，對舊學的厭棄激起對西學的偏愛，而且愛屋及烏，連英、日文也格外受到重視。這與其說是崇洋媚外的幽魂作祟，不如說是除舊布新的精靈施法。郭開貞1910年。秋考的成績，可以反映當時學生對中西、新舊學的普遍傾向樂山文管所藏四川官立高等分設中學堂修業文憑。
眼界的不同，加強了相互排斥的傾向，對抗擴大為對新舊學己長彼短的攻擊。地理教習分不清東南西北，以五行八卦辨正方位；日文教習施教一年。學生們殫精竭慮，五十音圖也未學好；“講理化、數學的教員們連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沒有，講淺顯的教科書都讀不斷句”。而且這還是擔任省城好幾所學堂課程的紅教習；身任提學使司英文科長的兼職英文教習也是謬誤百出。有的幹脆“揚長避短”，植物教員把“天然景象”認作“天龍景象”，大講“飛龍在天”、“現龍在田”的《易》理；世界地理“不是在講科學，而是拚命熬文章，用古怪的奇字和顛倒的奇句”；國文熬唐宋八大家文，曆史隻是帝王世係和年。號表。有的甚至胸無點墨，人卻專橫跋扈，對學生動輒壓製。成都中學堂一位史地教習，講地理把澳洲挪到西半球，講中國史將晉朝琅邪王司馬睿認作王睿，講外國史又把土耳其讀作土耳國，把孟德斯鳩一分為二，隻因為與各衙門的跟班情同兄弟，攀上官吏的高枝，學生雖老大不滿，卻又請他不走《學堂笑史》，《光華日報》1910年。12月3—12日。。虛偽與專製像一對難兄難弟，令學生深惡痛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