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與人的演進，導致學潮基調的改變，自發性的反抗泄憤之舉發展為色彩鮮明的政治鬥爭。從1910到1911年。成都學界連續三次掀起大規模罷課風潮，除第一次是反對巡警打傷學生外，後兩次矛頭均直指清政府。再度卷入鬥爭浪潮的郭開貞盡管又一次遭受暫時挫折，但政治性學潮給予學生的鍛煉考驗，遠非自發性學潮可比。然而，如果沒有無數次自發反抗，以及由此形成的定勢選擇，學生就不可能具備起碼的政治素質。
以自由平等為核心的內在趨動意識
——群體心態行為分析個體分析表明，學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學生身心變化與逆態社會環境相衝突所產生的本能躁動與宣泄，帶有明顯的自發盲動性。群體為個體之和，但群體動向不等於個體的簡單相加，而是在保持個體多向性的同時，通過合力的作用形成總體定勢。學潮起因多種多樣，有些表麵看來微不足道，引起輿論的非議。批評者決非都是衛道士。但在禁令森嚴之下，學生屢屢因細枝末節而毅然掀起風潮，甚至在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包圍下毫不動搖。有時當局者揚言：“有罷課者，以手槍從事。乃學生不畏恐嚇，罷課如故。”《陸軍學堂之大拘捕》，《大公報》1911年。6月7日。這種堅定團結和無畏勇氣，絕非意氣用事所能合理解釋，而有更為深刻的內在原因。
清政府興學的目的，在於培養為改善鞏固其統治服務的人才，因此，對於辦學宗旨和教學內容，加以嚴格限製。早在1903年。底就強調：立學宗旨“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瀹其智識，練其藝能”。這樣才能既“造就通才”，又“慎防流弊”《奏定學堂章程》，第2—6頁。。學部成立後，於1906年。正式頒布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而以前兩項為本旨核心。在統治者看來，“崇敬國主以為政治之本”，孔子之道“為中國萬世不祧之宗”，因此要求將清朝曆代皇帝的功業編入教科，“務使全國學生每飯不忘忠義”，“一切犯名幹義之邪說皆無自而萌”。進而效法德國和日本，通過教育達到“保帝國之統一”，維持“萬世一係之皇位”的目的。同時以儒學為“圭臬”，無論大中小學，經學皆為必修課，“以化末俗澆漓之習”，“務使學生於成童以前，即已熏陶於正學，涉世以後，不致漸漬於奇袤，國教愈崇，斯民心愈固”。在此基礎上，再以“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圖振起”的公、武、實，克服私、弱、虛，使“君民一體，愛國即以保家，正學昌明，翼教乃以扶世”。否則，單純學習西學，“非以圖強，適以召亂耳”。《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大清教育新法令》第1冊第2編，第1—4頁。儒學作為中國傳統主流文化，有其積極意義。但是，經過曆代統治者的解釋改造，成為專製製度的思想支柱。這種鉗製思想、壓抑自由的教育宗旨，作為統治思想的重要成分，勢必引起青年。學生的強烈不滿。
宗旨如此，據以製定的規則當然處處以約束學生的言行為基準，在本來已經十分苛刻的《學堂管理通則》之上不斷加碼。1907年。學部要求各學堂落實《學務綱要》的規定，在各門學科考核之外，“另立品行一門，亦用積分法與各科學一體同記分數。其考核之法，分言語、容止、行禮、作事、交際、出遊六項，隨處稽察”。特別強調：“毋以不遵約束為伸張自由，毋以聚眾滋事為能結團體，毋以攻訐教習為程度高尚，毋以破壞道德為思想文明，毋藉口衛生而滋鬧於飲食，毋吝惜腦力而騰議於學科，毋自狃於偏淺之知識而侮慢老成，毋自倚於學堂之聲勢而橫行市井。”《學部通過京外考核各學堂學生品行文》，《東方雜誌》第4年。第4期，1907年。6月5日。著著針對學潮勃興而發，顯示出封建道統與學生思想行為的尖銳對立。
法規實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仰仗於執法者，良法操於惡手，尚且荼毒生靈，惡法為惡人所據，更足以置人死地！清末學堂不少為官紳所把持，據京師大學堂等19所各級各類學堂調查，教職員來源結構見下表（見下頁）。
另如四川高等學堂有教職員44人，其中進士、舉人、生員23人，外籍教師12人，國內外學堂畢業生僅9人。而且總理、齋務長等要職均由第一類人占據。《四川省成都高等學堂總理教員監學委員姓名籍貫表》，《四川教育官報》1907年。第7期。盡管其中不乏開明有識之士，有的還為學生所擁戴，但頑固奸惡之徒、迂腐平庸之輩也不在少數。有人普查南昌學務後慨然歎道：“第就司員一方麵視之，非濫竽即鑽營，學問道德兩不堪問。”倚天生：《南昌之學務》，《江西》第23號，1908年。12月10日。湖北兩湖師範學生投書鄂督，大罵：“兩湖上自監督下至狗，無不壞者！”《嗚呼湖北學界之敗類》，《民呼日報》1909年。7月18日。長春師範學堂風潮時，有人贈以對聯：“七八個教習大半目不識丁，盡屬酒囊飯袋；二三百學生全部肩負行李，儼同晉野楚囚。”《朱中丞申斥師範學生》，《盛京時報》1907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