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才低劣不能服人，便以專橫跋扈來掩飾壓製。北京女子師範學堂監督自稱：“我為監督，猶皇帝也，諸管理員猶各部大臣，女生特百姓耳。豈有百姓而不遵皇帝之命令之理？”《北京女子師範之風潮》，《盛京時報》1911年。3月30日。更有甚者，黑龍江陸軍小學總辦一麵用軍棍責打學生，一麵厲聲嗬斥：“本總辦用軍棍責打你們，尚是文明辦法。爾等再犯過，我就用打牲畜之皮鞭打你們！”《陸軍小學風潮記》，《民立報》1910年。10月22日。當權者視以主人自命的學生如奴隸牲畜，不反何待！《申報》對此詳加分析道：“學校既以利祿為宗旨，故創設學堂者，其對於學生所操之術有二：一曰壓製，一曰隱忍。操壓製之說者，以為科舉既廢，欲謀仕進，非學堂莫由，即加以壓抑，亦安敢合力相爭，以自貽開除之咎。”“操隱忍之說者，以為對學生實行幹涉，則易起競爭，……官辦者其總辦監督必受當道之詰責，或貽撤差之禍；為民立者亦將墜其聲譽，致為官場所攘奪。故學校起風潮，乃辦理學校者之大憂也。”“複有辦理之人，私德多虧，慮學生持其短長；或語言不謹，學生因以告訐。”“學生亦拘然自得，以為無學生則無學堂，學生者，學堂之主人翁也，雖幹犯規則，辦事者其奈我何？由是規則盡具虛文，教科定於學生之手，而撤退學師，稽查帳目，其權悉屬於學生。學生之權既張，若稍拂其請，則以退學相挾，以開會相爭，至辦理人之雖欲整頓而無由。”《論中國教育之弊》，《申報》1906年。12月3日。這些不偏不倚、亦褒亦貶的評論，倒是反映出不少事實真相。
學堂是國家的縮影，辦學者治校乏術，正是統治者治國無方的間接體現。專製與民主的對立在學界高度濃縮，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並非最頑固的教職員作為專製、愚昧、腐敗製度的化身，與最激進的學生直接對抗，自然成為學潮首先打擊的對象。同輩群體內部的平等關係，科學教育對權威的否定，以及民主思潮的鼓蕩，無不增強學生的自由熱情。那些細微末節，隻是為反抗情緒提供了宣泄的缺口。如飲食風潮招致非議最多，但當時學生定製每餐兩葷兩素，在各種愛國捐款中，他們寧可節衣縮食，廣為奉獻。風潮之起，大都出於兩種原因。其一，掌夥食者貪汙中飽，致使飯菜惡劣不堪。這些人往往由學堂的總辦、提調、監督、監學等實權人物夤緣而來，有恃無恐，而且經常淩辱學生。風潮實際上是通過反對他們來打擊學堂當權者。其二，不滿於飲食上的等級歧視。依學部定製，教職員須與學生同食。但許多學堂辦事人利用職權，另起爐灶，克扣學生，饜其私欲，大為學生反感。1907年。重慶中學堂端午節聚餐，教習席饌甚豐，學生“心頗不平”，借行酒令擊節唱道：“五月五，兩等席，滿堂奴隸”，隱寓反對“不平等之意”《學堂飲食衝突》，《盛京時報》1907年。8月14日。。
有些學潮表麵看似無進步性可言，如反對嚴格考試，要求提前畢業和發給文憑等，在某種意義上還表現了惰性。但從中仍可感受到時代氣流的鼓蕩。1908年。河南公立法政速成學生不滿校方延長補習期的決定，監督訓斥道：“生等不但不能要文憑，如心中有文憑思想，即非人類。”學生大怒，“詰以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前雲有文憑，今雲無有，此失信者，亦非人乎？”《公立法政學堂之風潮》，《大公報》1908年。4月18日。監督語塞而退，學生亦退學出堂。次年。該省陸軍學生反對將原定三年。學製延至五年。“謂官界欺騙學界”《陸軍學堂之風潮》，《大公報》1909年。12月9日。全體罷學。本來就心存對抗的學生，絲毫不能容忍當局那種視同草芥、頤指氣使、任意愚弄的官態。因此，一些成績優異的青年。在風潮中同樣十分活躍。如就讀於武昌文普通中學堂的董必武，成績一直高居榜首，卻帶頭參加反對校方借考試打擊學生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