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向往心聲的自然流露，此類言行不免有些浮躁。但是第一，新名詞表達了新概念，衝擊了舊的觀念形態。它們需要逐漸清晰準確，卻難以用舊詞彙來替代。早在1903年。張之洞等人就對學生作文的字裏行間充滿“團體”、“舞台”、“代表”、“國魂”、“犧牲”、“社會”、“影響”、“組織”、“衝突”、“運動”等新名詞大加攻詆，指為“舍熟求生”，“拾人牙慧”，“迂曲難曉”，主張嚴加擯棄。《學務綱要》。據說張之洞一生最痛惡新名詞，稱為“亡國之音”。與人談話時，若夾有新名詞則不搭理。一次，其門生某出差外國，謁張辭行。張問以何日啟程，答稱：“辦完了出國的‘手續’就走。”張說：“以後不要用這類新名詞。”其人笑說：“‘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見張達驤、李石孫：《張之洞事跡述聞》，《文史資料選輯》第99輯，第86—87頁。然而，時間是公正的檢驗，正是這些曾被視為“欠雅馴”的名詞，表達和傳播了一代人的新思想，並且成為現代人不可缺少的思維傳播符號。第二，表麵化與廣泛性往往聯袂而至，淺有時正是改變俗的先導，有助於新思想觀念的普及。西方民主思想傳入中國，戊戌之際已正式進入政治殿堂。但以民權為基本概念的民主理想，由於從一開始思想啟蒙就與政治抉擇密不可分，策略考慮影響了宣傳的廣度深度，民權—紳權—官權—皇權的邏輯聯係，使維新派無法解決中國近代化的一個重大主題，即如何通過和利用國家權力這一政治杠杆來實現民主化。國家民族的獨立解放與個性自由，是民主化進程相互聯係製約的不同層次表現。不能協調二者的關係，就難免陷入個性解放突而不破的循環。而沒有個性解放作為基礎，國家民族不能擺脫專製統治，獨立解放也就難以實現和保持。從列強奴役和本國專製壓迫下掙脫出來，是近代民族解放的雙重含義。近代西方自由平等觀的局限絕不是提出個性解放的要求，相反，恰恰在於不能將個性自由貫徹到底，而以資本的獨立個性代替人的獨立個性。結果，人性從奴性中解脫出來，卻成了物欲的附庸。這隻是個性解放漫長曆程的一個階段。
個性自由是社會民主的基礎，從少數抑製多數的個性自由來維持社會秩序與規範的專製協調，到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那樣一種高級形態，必然要經曆一個相互間民主協調的過渡。明清之際出現的異端思想和市井文學，已經朦朧地透示出否定禁錮、恢複人性的要求，但帶有原始野性色彩。而近代的外部衝擊又披上西化外衣，文野之判與夷夏之辨攪在一起，極大地阻礙了個性解放的進展與深化。辛亥時期自由平等觀公開廣泛地傳播，觸動了幾千年。禮教的禁錮，使人性開始衝破奴性。盡管尚有幾分幼稚，畢竟起到為社會變革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成為阻斷通向皇權之路的有效武器。龍門師範附小的學生在畢業考試中，就國權與人權問題作了相當完整深入的闡述，認為權是國際人群所必爭公有之義，“國無權，不可為國；人無權，不可為人”。國權即邦主自主，人權即個人自由。並引證盧梭的理論，分析國權與人權的關係，指出：“積人權而為國權，非侵國權而為人權。”“未有個人之權不完，而國權能發達擴充者；亦未有個人之權無缺，而國權不發達擴充者，國權與人權無分也。”中國在皇權統治下人權喪失，國勢衰微，因此，“吾國學生今日最要之宗旨，在求學術；他日最重之事業，在爭回主權。”而且要“費幾許精神，擲幾許鐵血”，不惜一切代價以爭之。朱鍾奇：《問吾國學生現在宜具何等宗旨，將來當建何等事業》，《龍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雜誌》第1期。
學生們對自由平等的追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出於本能衝動，卻直接觸到了西學的內核，觸動了禮教人倫的根基。如果說1905年。以前學潮是由反對學堂專製逐漸上升為反對封建國家統治，那麼這一階段則更主要是由於對清政府的普遍失望、不滿、仇恨和對自由平等的熱切追求，導致風潮接連不斷地蜂擁而起，形成由局部到整體，又由整體到局部的互動關係。因此，學生性情格外暴烈，衝突動輒升格為肉搏格鬥。而學潮的勃興劇烈，又為自由平等觀現身說法，大大加快拓寬了傳播的速度幅度。
影響與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