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迅猛高漲及民眾大批湧入，使獨角戲變成群英薈萃，學界呼聲相形減弱。但群星璀璨仍然掩不住學界新星的耀眼光芒。在運動高潮階段，學生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麵。其一，各地學生活動開展的廣度深度，與運動範圍的寬狹和持續時間的長短成正比。這以廣東最為明顯。述善學堂學生手持簽名冊，沿街向各大商鋪挨戶勸說，促使眾多商行簽名盟約。兩廣師範學生發布公啟，呼籲學界積極行動。高等學生決心為全省表率，帶頭禁用，得到各校熱烈響應。美國教會開辦的嶺南、尚賢學堂學生編唱抵約粵謳，拒用美製操靴，並表示：“美禁華工至今仍不允改，我輩又何顏在彼處求學？”《新聞報》1905年。8月1日。不約而同地退學出堂。東莞、汕頭、潮、嘉、惠等地學生紛紛集會，倡議抵製，運用演講、報刊等形式，深入城鄉廣泛宣傳。南武、進取兩校師生合辦的《拒約報》，對全省運動影響甚力。學生宣傳隊高舉上書“抵製美約”大字的旗幟，四處張貼標語，演唱自編的戲詞歌謠。長樂覺民學堂學生從6月起即停用美貨，每星期開會演說，“慷慨悲酸，使人無不切齒。及暑假回鄉，又將此事奔走呼號，鼓動下流社會，使知中國不自強，雖在故鄉居住，亦難免各國虐待”。閉塞的鄉村因此“風氣大開”《長樂覺民學堂之感覺力》，《嶺東日報》1905年。9月5日。。他們的演講真摯感人，聽眾群集。進取學堂一位13歲學生的演說令在場的500餘聽眾大為感動。東莞、石龍等地學生演講，每會必有農、工、商界數百人環聽，“聽者無不鼓掌，竟有為之泣下者”《東莞拒約之現象》，《有所謂報》1905年。9月15日。。有的藥材商聽完演講，當場表示不賣花旗參，雜貨店主將所存美國香煙當眾焚毀，民眾則相約不買繼續銷售美貨店鋪的商品。學生們還積極參加拒約會工作，被捕三君子中的夏仲文、潘信明，即以學生身份出任該會書記員。上海及全國的運動低落後，廣東仍有較長時間的持續發展，與學生的努力密不可分。
其二，學生鬥爭性強，始終是比較激進和堅定的一翼。在三個關鍵時刻，表現尤為突出。運動初起，各地學界表示：“事關全局，尤宜決行，任銳不折，任堅不摧。”南京東文學生宣稱：“若抵製一事尚辦不到，我等惟有蹈海而死，免致將來為人奴也！”當曾鑄迫於內外壓力，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準備抽身而退時，各地學生紛紛致函通電，以為聲援，鼓勵其堅持到底，“勿為所搖”。紀王廟鎮淞南小學特班學生“風聞奸商有欲不利於公（指曾鑄）者，無不發卓立，誓欲得而甘心”。“有願為公繼起者，有誓為華工複仇者。雖年。方童齡，亦無不激昂慷慨，有視死如歸之氣象。”均見《山鍾集》。上海務本女校學生也集會議決，勸說各家男女團結一致，“堅定地開展抵貨活動直到勝利”《國內時事述評》，《字林西報》1905年。7月29日。。清廷壓製運動的上諭發布後，各地紳商相繼退出，而學生熱力不減。京師大學堂學生為防止和抵製上諭對運動的阻撓破壞，特致電曾鑄及各地拒約會，解釋說：“朝旨隻防暴動，非禁和平辦法，希望堅持到底”，“以免外人益鄙夷我”《學界電請堅持拒約》，《嶺東日報》1905年。9月16日；《北京學界公電》，《嶺東日報》1905年。9月18日。並繼續開展活動。
誠然，下層民眾的直觀行為有時比學生更為激烈，但沒有學生對近代民族民主意識的傳播，民眾鬥爭隻能重現義和團自發盲動的本能反抗。民眾普遍起而參與自覺的反帝鬥爭，本身就顯示了愛國運動質的雙重飛躍。一方麵，民眾的自發反抗升華為自覺鬥爭，另一方麵，少數開明進步人士的活動變成群眾性運動。這正是新興勢力用新思想宣傳啟蒙、鼓舞發動的結果。其中學生的作用尤為重要。他們深知沒有民眾擁護，抵製難見成效，又清醒地看到下層民眾巨大潛力與有限覺悟的矛盾，認為：在半開化國度裏，“社會之階級，其大略有三等，上中等社會人數較少而識見較易開通，下等社會人數較多而識見較易蒙蔽。而其左右一事也，則多數人之意見往往足為一事之梗，雖賢且智，亦未如何。故下等社會之勢力，乃天下最龐大而最可驚者也”。由於民眾長期處於蒙昧狀態，“欲合此多數人以挽回之，使其舍私利而顧公益，誠非易事”。
中國曆史上不乏盡忠守節的文臣武將和殺敵衛國的民族英雄，也湧現了大批抵禦外侮的無名勇士，但愛國往往是少數人的自覺意識，而且隻能通過忠義觀以扭曲的形式體現。在士大夫心中，國與君不可分離，無君則無國。如果說對內還有君臣社稷的權衡，那麼在對外關係中，君便成了國的當然化身。這一致命弱點，使士大夫依附於專製君主，而遠離了國家實體，不免陷於一己工具的悲劇結局。許多人在君與國相悖離的矛盾中陷入兩難的極度痛苦之中。而民眾從未被視為國家的主體，也不可能意識到自己的主體地位，很少將個人與國家相聯係。普通百姓隻是從保家衛裏的愛鄉行動中間接體現出愛國情懷。在他們看來，天高皇帝遠，忠君並無吸引力，與此相連的國當然也遙不可及。這使中國傳統的愛國精神與活動，處於一種社會分離狀態。對於士大夫和百姓，政治含義的“國”與地域含義的“國”不相吻合。因而在觀念和實踐上，無法形成完整統一的愛國主義。學生們嶄新的愛國觀揭示了國民與國家關係的真實內涵。正如京師大學堂學生所說：“國家者，國民之所有物也。凡天下之物，苟為我之所有，當其安全則思鞏固之。其或不然，則必保持之。而所以鞏固而保持之者，則人人對於此物而各負其責成者也。”《大公報》1905年。7月11、12日。將國家與帝王分離而與國民聯係，恢複民眾的主人地位，這是傳統愛國觀發生質變的關鍵，由此開辟了使愛國日益成為多數人自覺活動的精神源泉，奠定了與專製賣國政府相離異相反對的群眾性愛國運動賴以形成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