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民思想的發明宣傳，首功並不在學生，學生的作用在於，通過他們在實際運動中的言傳身教，把這一思想傳導給了廣大民眾，使其主體性不僅是客觀存在，而且實現主觀上的普遍覺醒，群眾性愛國運動因而由可能變為現實。這樣，中國“所恃以振興而補救”的學生，成為“負向導國民之責任，而社會視為準的者也”。而學生對民眾的啟迪發動，則是愛國大業成敗興衰的關鍵。學生們意識到所負責任的重大，充滿自豪而又有幾分忐忑地說：“其人為一時所推崇所期望，則其荷此責成也，益艱且大，而不得以尋常人比例而自諉者也。”他們特別注意對下層群眾的宣傳發動，采取各種通俗易懂、為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除演說、傳單、標語、報刊外，還“擬刊送圖畫，編就俚語，發貼通衢，或飭瞽者歌唱（俗名唱新聞），或囑講書之人演說（俗名講武書），俾中國婦孺亦知此恥”《山鍾集·毓才學堂全體學生》。。當廣大民眾成為傳播對象時，便產生了變革文體文字的巨大社會衝動。不僅小說、鼓詞、戲曲、唱本、歌謠等民間通俗文學形式大量流行，還出現了不少白話報刊，或在原有刊物上開辟白話專欄，用淺白文字報道新聞，展開評論。這是中國民眾第一次受到大規模的新型愛國主義普及教育，突破忠君愛國的臣民立場和狹隘封閉的鄉土觀念，接受近代國民民族意識，由此促成中國第一次全國規模的群眾性民主愛國運動。它既非戊戌維新的上層路線和紳權迂回戰略，亦非義和團的原始熱忱，盲目排外，即使餘波未平的拒俄運動，規模及民眾參與程度也難與匹敵。
誠然，學生們把自己擺在蒙師的位置，以民眾“向導”、社會“準的”自命，但在民主革命時代，啟蒙者與被啟蒙者之間確實存在教學師生關係，啟蒙深淺與革命成敗息息相關。革命黨人鄭貫公在民眾群情激昂之際，不無欣慰地說：“倡議抵製，始於京師之譯學館，非教育時代，何有文明之學界，非文明之學界，何有義憤之舉動？夫以美虐華工，非始於今日，而抵製偏待於今日，足見教育時代之益矣。”並滿懷信心地預言：“教育普及，則將由教育時代而進為改革時代。”他建議廣泛舉辦“馮夏威學堂”，以為培養“國家主人翁，國民好資格”的“製造所”貫公：《勸各處建設馮夏威學堂議》，《有所謂報》1905年。11月3、7日。。
1909年。日本強修安（東）奉（天）鐵路，社會上哄傳其欲瓜分中國，各地學界聞警而動。直隸、湖北、江西、福建、江寧等省學生“群起反對，不上日本教員之講堂”《即此可以抵製瓜分乎？》，《大公報》1909年。11月28日。並散發傳單，號召抵製日貨。天津學生發布告同胞書和公啟，呼籲各界“雖一紙一墨，一絲一粟，一器一械之微，皆不得購之於彼。自一人始，至億萬人止，同心金斷，集腋裘成”。主張學界禁用日器，工商界禁販日貨，旅客不乘日輪，《為日本對安奉鐵路事泣告同胞公啟》，《中國萃報》1909年。9月16日。並要求諮議局和商務總會排斥日貨。以後又成立北洋抵製日貨聯合會。紳商應邀聆聽學生演講後，當場表示參加抵製。在學生的督促下，“各州縣商人來津販貨者，多因日貨不能暢銷，不與購辦”《中國萃報》1909年。10月4日。。日本卷煙公司的雲龍煙由原來月銷140—150箱暴跌一半，“日商大為寒心，已聯絡同類減價出售，仍無人過問”《中國萃報》1909年。10月1日。。橫濱正金銀行危機四起，“持票赴該銀行取洋者絡繹不絕”《中國萃報》1909年。10月2日。。甚至日本人在南市戲園開演電影，也遭到學生的聯合抵拒。同時，學生們還乘機提倡各界籌集資本，“廣設工廠、公司，以圖實行抵製而期永久”《中國萃報》1909年。9月16日。。把抵製外貨與發展民族工業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真正掌握經濟主權。風潮使日本政府感到震動，其駐華各領事紛紛向清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施加壓力。後者遂以“免礙邦交”《民籲日報》1909年。10月4日。、“或啟暴動之端”《禁止抵製日貨》，《大公報》1909年。12月17日。為口實，嚴加鎮壓。1910年。山東學生還曾組織團體，鼓動拒用德貨。由於商界和一般民眾的消沉，上述鬥爭未能在全國形成聲勢。然而，普遍反應的呆滯更襯托出學生的敏感和激進，顯示其愛國救亡的先鋒橋梁作用。這些活動引起人們對後起諸強咄咄逼人的攻勢的高度警覺，並反映出一個普遍定律，世界化程度越深的群體，民族意識也往往越強，他們對外來侵略反應的敏感強烈和要求民族獨立振興的迫切，為其他群體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