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對拳民們口念咒語拚死衝殺的犧牲精神所感到的震驚，既有對勇敢無畏的歎服，也有對蒙昧野性的愕然。而文明抵製這種看似溫和的嶄新姿態，更使他們震懾畏懼。可以說，從這時起，列強才真正意識到中國非但不可征服，而且正在崛起複興。《字林西報》指出：“任何注意當前反美騷亂過程的人都不能不對整個運動的典型的美國方式留下印象：舉行公共集會，發表演說，散發傳單，選舉代表出席大會。”學生們在學校集會討論時事，“這個方法無意之中鼓勵他們采用民主政治的方法”《國內時事述評》，《字林西報》1905年。8月8日。。美國報界也對運動的“有條不紊”和“團體之固”感到“殊出意料之外”丁又：《一九五年。廣東反美運動》，《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1899年。7月還認為無可避免的瓜分越快越好，並且“歡欣地盼望著即將來臨的崩潰”《1899年。7月14日莫理循致濮蘭德》，《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151頁。的《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際此完全改變了態度，他說：“目前在中國，民族精神正在興起，其激昂的程度同1860年。以後若幹年。裏在日本出現的一樣。”“中國的抵製運動就是個例子，中國絕對有權力那樣做，她以合乎潮流的精神和體麵的做法，指揮了這次以牙還牙的運動。”《1905年。12月29日致蓋德潤》，《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434頁。莫理循這時正短期回到倫敦，他甚至批評英國國內對這些變化“一無所知”。殖民者往往以文明傳播者和捍衛者的姿態鎮壓被壓迫民族的反侵略鬥爭，美國政府更擅長此伎，它千方百計地企圖把風潮描繪成仇教排外的暴亂，誘使其他列強出麵幹預，使雙邊衝突擴大為國際爭端。而個別列強的確也心懷叵測地從旁窺視，一有風吹草動就叫嚷恢複炮艦外交。由於中國人民堅持文明，嚴陣以待，這些陰謀均未得逞。反美風潮的文明抵製，作為近代全民性愛國運動由舊式自發向新型自覺過渡轉變的重要環節，顯示了新方向的曆史性躍進，從而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文明抵製”作為特定策略規範，又受策略對象的製約。新興社會勢力試圖領導民眾避開清政府的阻撓幹預，直接與外強抗爭，因而在鬥爭方式上必須有所節製。清政府從一開始就無時不刻地在尋找鎮壓口實，他們顯然預感到，作為統治者而被排斥於對外交涉之外，勢必導致權威失落和社會失控，因而想方設法防止風潮激化危及其統治。如果沒有“文明抵製”的自我約束，必然會迫使仍然掌握著權力杠杆的清政府采取極端措施。就實際效果看，這一策略對於分解壓力，排除幹擾，保障運動順利持久地展開，產生了積極作用。開始持壓製態度的兩江總督周馥後來承認：“其感應之速，團體之固，為向來華民所未有。滬地為華民綰轂之衝，學界風潮尤為激烈。第其陳義既屬正大，舉動亦極文明，若長官措理稍一失宜，則罷市散學之事均所不免。”因此“始終皆以和平處之”，“不敢稍有激烈”工約檔，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收（1905年。10月17日）。。統治者的無可奈何與心存顧忌，說明文明形式促進了抵製戰略的實現，並將抵禦外侮與革新進化有機地統一起來。
“文明抵製”還取決於鬥爭目標和規模、成分的變化。抵製美貨的直接目的在於廢除修改特定的不平等條約，並非一般性地反對殖民侵略，因而單從這場鬥爭的形式，很難全麵衡量主導者對待列強的態度是否堅決。在此之前，新興勢力曾掀起拒俄抗法運動，那時他們並沒有突出強調“文明”規範，而且直接訴諸武力。時隔兩年。雖然人們的激烈情緒在立憲的微風吹拂下有所降溫，但學生在兩次愛國運動中態度驟變的根本原因，還在於運動本身的諸多差異。拒俄運動是反抗外強公開的武裝侵占，而且主要是紳商學界自身的發動，對下層民眾宣傳不夠，待城鄉勞動群眾表現出加入傾向時，運動已近尾聲。因此，無須特別強調“文明”，以抑製其自發盲動性。而抵製美貨時，學生們深知必須動員全社會特別是下層民眾的力量，才能有所收效，因而一開始就全力發動民眾。廣泛的群眾性，使得如何防止重蹈義和團排外仇教的覆轍，成為至關重要的問題。
同時，要以合法姿態爭取廢除修訂不平等條約，就不能無視通行的國際法則。剛剛跨入新世紀門檻的學生對帝國主義的本性做過深刻分析，他們並非不了解強權即公理的現實。但是，一方麵缺乏實力，另一方麵，庚子事變的濃重陰影壓抑著年。輕的心靈，深切的自責自咎使他們急於以與義和團截然不同的文明姿態現身於世界。為了顯示民族的文明進步，甚至不惜把強盜當作平等對手，忍辱負重地甘願背負十字架。這種殉道精神在幼稚中見堅毅，迂闊中顯果敢。況且，“文明抵製”創造了一定的客觀條件，進步勢力得以把民眾中蘊藏的巨大力量煥發出來，通過限製本能排外情緒和原始野性，將其納入新的軌道，避免盲目低效耗費或被統治者愚弄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文明”非但沒有壓抑民氣，相反，為之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發展天地。對此，一向對國內合法和平鬥爭持批評態度的革命黨人也加以肯定。《中國日報》一篇《論最近中國民氣之發達》的文章說：“處於廿世紀今日之時代”，民氣不足則“無以圖存”。由於“專製之淫威所縛束”，中國民氣長期不振。其“勃勃發生”之開端，則為拒約運動。“當此（拒約）會之初，其影響殆及於環球各國，莫不搖首咋舌，驚為中國向所未有。其聲浪之飛揚，氣概之雄壯，不可謂非極一時之盛也。自此會發起後，外人乃知清政府雖屬無能，而我之民氣尚可用，於是鯨吞蠶食之念，未免不略為少阻。而中國人憤憤不平之氣，亦由是而稍獲伸張焉。自有此會而後，凡爭礦爭路之種種運動，乃不旋踵而紛起矣。然則直謂拒約會為最近中國民氣發達初級之狀態，固無不可也。即謂拒約之時期為中國人睡夢初覺之時期，殆亦無不可也。”《中國日報》1907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