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與抵製美貨運動同為民氣高揚，但新舊趨向迥異。學生必須依靠民眾，才能得到堅實基礎和有力後盾，而民眾的自發反抗向新型愛國救亡運動轉化，學生無疑負有啟發引導使命。時間跨入民主革命時代，不等於一切自發鬥爭同時直接具有確定的革命性質。隻有在近代民族民主思想激發和主導下的民氣上升，才是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的福音。
文明抵製遵守新的規範，本身就是一種力量顯示和對舊秩序的衝擊破壞。民眾排開政府直接進行外交鬥爭，乃是對專製統治的無聲反抗和無形否定。清王朝不願民間勢力坐大，但萬眾一心的浩大聲勢、“文明秩序”中顯露的堅毅氣質、以及罷市散學的衝天民氣，使之不敢輕易冒天下之大不韙，犯險出手鎮壓。“合法造反”是時代的特殊產物，成為國內學生和紳商進行公開鬥爭的一大法寶。義和團運動形式雖然激烈，但強中顯弱，缺乏近代意識的農民在用刀槍盡情發泄對侵略者滿腔義憤的同時，卻被紫禁城中的老嫗利用撥弄。相形之下，“文明抵製”貌似溫和，但柔中帶剛，溫而不馴，對列強及其走狗，都表現了堅毅倔強的獨立性。政府的對外職能被民眾直接取代，其存在價值也就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因此，清王朝對於學生在文明旗幟下喚醒引導民眾的舉動視若大敵。1909年。抵製日貨風潮中，保定師範學生編製《世界亡國慘狀圖說》，“以喚醒鄉氓，使知亡國之慘，奮義勇之氣，同籌補救之方”《編輯〈世界亡國慘狀圖說〉征捐啟》，《大公報》1909年。12月23日。學部竟然“聞之大為震怒”，下令該省提學使“嚴行追究”《中國萬歲》，《大公報》1910年。1月1日。。正是通過包括學生在內的新興力量在一係列愛國運動中對下層民眾廣泛持久深入的啟蒙發動，形成前者對後者的影響引導關係，使得清政府對社會的控製幹預力日趨減弱，導致統治基礎的嚴重動搖。
由此可見，“文明抵製”作為帶有戰略意義的策略口號，其社會效應具有多重性，在當時條件下，積極意義占據主導。“文明抵製”的根本弱點，不在於對外示弱，而是缺少對抗清政府的有效手段。一旦統治者態度強硬，和平鬥爭的合法性便難以維持，激進學生或忍痛以“人力已盡”暫時退卻，或者訴諸更為激烈的鬥爭形式。
“文明抵製”策略的局限性，並非學生政治性格的直接體現。換言之，學生的政治性格不僅表現在一次運動之中，甚至一種類型的鬥爭也不能完整地展示其性格內涵。“文明”與否，本來就具有相對性，並非軟弱的代名詞。主張“文明抵製”的學生，曾一次次要求武裝抗敵，一批批投身暴力革命。在學堂風潮中，也時時衝破和平限製，顯示出激烈的抗爭情緒。和平抵製是文明，武裝抗敵是文明，秩序革命還是文明。而且對於和平抵製的具體形式，也是見仁見智，並無統一界定。有人把退學排斥於“文明”之外，學生卻以此為堂堂正正的文明之舉。總體上開明進步勢力都以“文明”作為區別於舊式自發鬥爭的界標，而其中的不同集團依政治傾向的激進程度，又各有其認定的文明界限。因此，“文明”策略雖然對鬥爭形式手段有所限製，但更重要的卻是在戰略上規定其方向與性質。
下層民眾自發鬥爭的暴烈和學生態度的激化，表麵上看都是對合法和平方式的“文明抵製”的否定，而且後者的行為也帶有一定的自發盲動傾向，但二者的發展趨向與性質截然不同。學生不是否定文明，排斥進步，回到蒙昧與野性狀態，而是向著更高階段的文明邁進。革命黨人早就宣稱：抵約“斷不能倚賴於非我族類之滿清政府”。“如有禁我抵製，窒我生機，使我同胞抱無涯之戚，乃我□敵也。其不仁甚於美國禁例也，我同胞當先以對待禁例之心力以對待之可也”貫公：《勖抵製美約者之務求收效及誅袁世凱之壓抑民心》，《有所謂報》1905年。7月5日。。因參加拒約會活動而被捕的潘信明從獄中致函同誌：“格林斯威有言：殉國難而死，為自由而死，為獨立而死，死而不朽，萬世猶賴之。至今讀之，猶懍懍有生氣。今拒約之舉，即國難也，中國之自由獨立，以拒約之效果為基礎，其事似微，而實中國脫奴隸羈勒之先聲也。”《有所謂報》1905年。10月14日。與之同時被捕的夏重民，出獄後便加入了同盟會。他們並沒有以“文明”作繭自縛。對於合法和平鬥爭，“文明抵製”並無束縛作用。而一旦改變鬥爭形式，策略基礎即不複存在，策略也要相應變動。所以，運動的終結並不意味著參加者結束鬥爭。在收回利權運動中，學生們就沒有過分強調“文明”方式的重要性迫切性。因為這是中國人民收回本土固有權利，與抵製美貨所涉主要在異國實行的國際條約爭端不同。而且，經過抵製美貨的鍛煉，民眾得到動員訓練，進步力量也增強了控製把握局勢的能力與自信。學生既是舊文明舊秩序的衝擊破壞者，又是新文明新秩序的倡導維護者。其態度的差別，與其說顯示了矛盾性格的不同側麵，不如說是近代民主愛國者的根本素質在不同場合的異樣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