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不少歐洲國家也無力獨立完成這一變革。隻是由於地利之變，受到若幹先進國家的直接衝擊影響，特別是拿破侖戰爭橫掃歐洲大陸，摧毀了封建壁壘，才使其步履蹣跚地跨入近代門檻。而亞洲異軍突起躋身列強的日本，更經曆了反複較量的漫長曆程，且借重於外力，才使民主製度相對穩定。
東西方社會文化有著巨大差異。除上古傳說中的原始遺風，中國幾乎沒有民主傳統可言，甚至原來民主的概念也意指“民之主”，即黎民百姓的統治者。所謂周公共和，隻是少數大臣臨危受命。從孟子君民社稷說到魏徵舟水之辨的民本思想，雖然反映出對獨裁專製的不滿情緒以及約束君權的意向，本質上還是統治者中開明派的治民之術，而不是從民的立場來“非君”。與農民的平均平等思想一樣，這種把君民關係理解為統治與被統治，不承認民眾社會主體地位的觀念，與近代民主思想並無共通之處。明中葉以後崛起的新興市民階層和思想異端，對君主專製的批判也隻是表現出否定的模糊意向。在社會體係層麵上，傳統之於民主幾乎是一片空白。
與民主小精靈相比，中國的專製妖魔卻是龐然大物。在分散的農業經濟和習俗的鄉土文化基礎上，橫暴權力與教化權力共生並存，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持續了兩千年。經過不斷強化，形成一整套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無所不包的萬能機製。另一方麵，中國的君主專製又缺少事實上的絕對權威，沒有萬世一係的神聖化，也很少真正大權獨攬的獨裁者。這使高度中央集權的帝製蒙上一層柔光。社會與專製衝突的不充分，影響了民主精神的生成。人們不僅沒有民主的欲望需求，而且不知何為民主，甚至視民主為反常。在專製秩序中才能保持心理平衡的奴性，以及將偽民主反民主視為民主，而指真民主為異端的倒錯意識，乃是窒息近代中國民主空氣的兩大毒瘤。
曆史有時是冷酷無情的，沒有或來不及自行變革的中國，不得不在外來衝擊下，以西方為楷模開始其民主化進程。借鑒吸收西方民主思想及其製度形式，無疑需要分析取舍，與國情相適應。但是，第一，中國沒有現成的民主傳統，以國情的現狀否定國是的方向，等於否認民主的可行性。第二，西方民主不僅包含著普遍原則，還有大量行之有效的內容形式。第三，對西方民主的分析取舍和對國情的認識受主觀局限，從文化融合角度看，真正的順態結合隻能出現於不斷調整的實行過程中。中國社會對民主化存在雙重異體排他性障礙，文化差異使政治衝突更為複雜激化。第四，民主能否實行的條件尺度並非固定不變，作為能動的主體，有消極適應與積極進取兩種選擇。
民主化是動搖專製基礎的根本變革，清王朝可以容忍許多革新，唯獨害怕民主。從夷夏之辨到體用之爭，統治階級無論態度如何分歧變化，反對民權的立場一致而且固執。張之洞作《勸學篇》，重在抨擊守舊，鼓勵趨新，但對民權卻大張撻伐。從洋務到新政，是清朝企圖排開民主化推行近代化的失敗嚐試。即使被迫允行憲政，也是作為抵拒革命的緩衝。而官員中熱衷新政讚成立憲者一旦觸及民主實質，都不免露出狐狸尾巴，要麼公然反對，要麼歪曲閹割。問題在於，在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度實行民主化，國家政權杠杆的作用不容忽視。而變革的目的，又是改造其專製結構，消除社會過分依賴於此的不良機製。因此，權力來源與組織運作的民主化固然重要，民間社團的增多及其內部決策的民主化更為關鍵。近代學生十分強調“合群”，也許正是這種需求的反映。沒有社會主體民眾的民主重組，就不可能有國家政權的民主重構。
民主化不能脫離近代化的統一進程孤軍冒進，也不能被動依賴於其他方麵的推動。忽視民主化的能動作用，將影響近代化各構項的協調並進。統治階級乃至不少進步人士常常以民智未開懷疑否認民主化的現實意義。然而，曆史表明，人們的努力既能促進條件的成熟，又能改變對條件要求的量度。機器工業不會直接產生社會民主，開展思想啟蒙，宣傳民主理論，試行民主製度，就是民主化最理想的加速劑。缺乏條件的民主當然不能鞏固，而不實行民主，條件永無成熟之日。中國古代農商共生的經濟形態以及變相的倫理化人文精神，緩解了衝突變遷對專製製度的瓦解作用。因此，中國的民主化更不能單純依賴於社會經濟與文化環境的變動，而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如果以靜止的現狀為依據，那麼中國隻有專製的溫床，沒有民主的基礎。
上述分析表明，在存在專製對民主的抵拒和傳統對西化的排斥雙重障礙的近代中國，要成為民主化的前導與媒介，必須同時具備反對專製和學習西方兩種素質，既能產生本能民主意識，又有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學根基。新興產業者帶著商人長期被壓抑歧視之下形成的卑屈心理的沉重負擔，經濟富裕遲遲未能激發其主體意識，甚至革命時還作出跪著造反的怪象。他們不滿於專製統治的壓迫限製，但維護既得利益的關心遠甚於對理想化民主社會的憧憬，間或閃現的民主意念隻是伴隨著要求改善振興實業條件而萌發的模糊意向。為了免遭民主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動蕩之苦，他們寧可最大限度地與專製政府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