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革命分子歸國和起義緊鑼密鼓地籌備，驚動了清政府，使其嗅出二者之間存在聯係。盡管同盟會員竭力避免讓國民會的反清革命意圖表象化，但很難保證滴水不漏。當廣州起義已如箭在弦上之時，4月21日東京國民會舉行大會，留日學生的革命激情如火山噴發，傾瀉而出，他們爭相登台，痛斥清政府“直外人之走狗，直瓜分我國之戎首耳”。並公開表示：“吾罵外國，吾不能不先罵政府。”既然“滿洲政府之虐待我斷送我如此其甚，我輩尚不與之斷絕交涉乎？”因此大聲疾呼：“學葡萄牙人，整起精神，把那一般賣國賊殺盡。”有人倡言組織暗殺團；有人提議：“全體歸國，運動勞動人起而反抗政府”，爭取美國“讚助我獨立”《留學界空前大會》，《民立報》1911年。5月4日。。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一片沸騰。國民會揭出與同盟會革命方略相同的“國民軍”旗號，絕非偶然巧合，也不單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它把學生與革命黨、愛國青年。與起義將士連接成有機的整體。大批青年。學生正是在這一旗幟的引導下走向革命。
為了便於在國內站穩腳跟，與社會各界建立廣泛聯係，東京國民會規定：歸國代表“不得煽動革命”《中國國民會章程》，《民立報》1911年。4月24日。。但這隻是對公開活動的策略性限製。實際上，代表們肩負秘密使命，他們依據具體環境，分別開展了不同形式和程度的革命活動。因此，各地國民會的性質並不一致，大體可分為幾種類型：1．歸國代表與當地同盟會員結合，使國民會成為團結各界人士的政治聯盟和同盟會的外圍組織。以上海國民總會和江西、福建國民分會為典型。中國國民總會會長由同盟會員沈縵雲擔任，39名幹事中同盟會員11人，其中主管實際事務的4名庶務幹事中，有3人是同盟會員。所以後來該會宣稱：成立時即“堅抱編練民軍，改革政府之主義”《國民總會職員會》，《民立報》1912年。2月11日。。江浙兩省的國民分會是上海總會的直屬機構，江西國民會則是上海總會為響應武昌起義而派人前往組建。福建國民會的骨幹也大都為歸國和國內的同盟會員。2．借國民會的名義公開發動聯絡各界民眾，並以此為掩護，秘密組建同盟會機關，如雲南、山東。山東歸國代表丁惟汾和雲南代表楊大鑄、王九齡等人分別負有“密組機關部”《丁惟汾》，《革命人物誌》第1集。和“團結全省民眾，推倒雲南政府，實行革命”張大義：《同盟會雲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動》，《開國文獻》第1編第12冊。的使命。他們一麵公開聯合各界人士組建國民會，一麵暗中發展革命勢力。3．單純從事愛國救亡鬥爭，組織與個人均未開展革命活動。盡管如此，由於全局形勢及東京、上海總會的影響，國民會作為民權的代表機構，仍與清政府尖銳對立。矛盾激化到了必須以對抗形式徹底解決的臨界點，不能不外化為實力較量。雖然有人還在唱著“囂張之氣不可長，而銳進之氣不可忘”的陳詞濫調，把“少年。豪俠”那種“時懸一推翻政府之意想”的激烈傾向認作“不能忍小忿而就大謀”《論民氣消極之可慮》，《大公報》1911年。9月11日。的盲動，但社會思潮的主導趨勢已在激勵人們打破“畏政府”的心理。廣東留日學生的廣民會發布《為國民會事敬告全國父老兄弟書》，指出：如清政府“執其頑迷，妄欲害此”，“是則我俠士雄夫所必不許，是則我父老兄弟當更操其決心前仆後繼以求此義之實行，是則某等將不惜其誌士之血，激為群義之光，莊嚴而致之日月光輝之下。”《為國民會事敬告全國父老兄弟》，《民立報》1911年。6月10—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