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會難以掩飾的革命色彩使國內外輿論不約而同地看到了它與反清革命的密切聯係，認為清廷“猶防不已，繼以壓製，則國民之氣愈挫而愈厲，政府之力愈用而愈衰，恐英倫巴黎之慘劇，不免重演於我邦”無妄：《論政府治國民之非計》，《大公報》1911年。4月1日。。特別是對以青年。學生為基幹的國民軍，幾乎視為革命的預備隊。俄國革命黨人預言：“現在中國成立各民團，組織國民軍隊及體育會等，將來若與新軍聯合，舉行革命，曾與政府大有關係。”《俄民黨之論中國》，《盛京時報》1911年。5月7日。《盛京時報》也說：“近時中國每有革命黨之舉動，一旦民兵練成，恐與有影響。今中國特教練民兵，不啻自尋紛擾耳。”《國民軍》，《盛京時報》1911年。5月7日。守舊勢力對此更為敏感，有人驚呼：“今日國民軍成立後，倘亦不服訓令，龐然自大，則其患更甚於敵兵。”《敬告》，《芻言報》第38號，1911年。。革命與反革命爭奪的焦點之一在於武裝，民眾試圖建立新型自動武裝組織，去反對統治階級作為國家主要強力工具的特殊武裝隊伍，這一行動不僅出現於辛亥起義中，而且在預演階段就登台亮相，敲響清朝暴政的喪鍾。
事態的發展果然印證了人們的預見。由於廣州起義倉促發動便遭失敗，各地國民會又遇到重重阻礙，進展不一，發動民眾響應首義的具體計劃未能實現。清廷對學界更加擔憂畏懼，進一步全麵加強控製，取締一切尚武活動，使國民軍陷於停頓，國民會也麵臨困境，隻能勉強支撐。但民主尚武的巨大熱情已彙入反清革命洪流，推動革命力量迅速發展壯大，形成總決戰態勢，隻待導火引爆。廣州起義失敗後，廣東出現以“中國大漢會”名義發布的公啟，宣稱：“國民軍起，出師堂堂，建立民國，光複家邦，不設地王。”《廣東官場之對頭》，《民立報》1911年。6月24日。國民軍成為各地義軍普遍采用的正式旗號，既是同盟會《革命方略》所規定，也由於國民會的廣泛影響。在各省光複中，國民會及其附屬團體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國民總會和模範體操團“東南光複時尤著偉功”。民國成立後，“該會職員大半服務臨時政府”《國民總會職員會》，《民立報》1912年。2月11日。。由同濟學生朱家驊、邵驥等人發起，附屬於國民會的敢死團，在南京、漢口、廣州、昆明等地密設分團。辛亥起義時該團成員組成學生軍，隨黃興馳援武漢。江西、福建的國民會也是當地促成光複的主要力量之一。民國成立後，國民總會因“我會昔日既係由同盟會發生，是同盟會員所組織，兩會之會員，猶一會之會員”，“總會發起諸君又皆同盟會之分子”，不必另立門戶，遂將總部及各地分支正式並入國民黨。《江西國民總會致沈縵雲函》；《寧支部宰忠漢致總會函》，均見《近代史資料》1961年。第1號。
利用兼有政黨政權雙重性質功能的民間社團，通過公開合法鬥爭發動民眾，積聚革命力量，配合響應首義，這是同盟會戰略決策的重大改進。盡管同盟會的領導層投入力量不多，思想重視不足，許多工作由東京本部和國內各分支會員自發進行，但畢竟是一項由領導集體決策，並通過同盟會組織係統（包括中部總會）加以實施的戰略方針。在許多地方，同盟會機構和成員對此傾盡全力。就連對國內和平合法鬥爭一貫輕視批評的革命報刊也一反常態，《民立報》的態度在輿論界最為熱烈，報道也最為詳盡全麵。由於和保皇—立憲派的嚴重政治分歧，同盟會長期對國內民主愛國運動冷淡隔膜，存在著把群眾鬥爭與立憲派活動相混淆等同的模糊認識，缺乏必要的針對性宣傳和組織引導，使之與革命運動有機地協調配合。盡管革命黨人的活動對國內學生不斷發動和長期堅持鬥爭有著重要的刺激推動作用，而後者對前者客觀上也有所呼應，但雙方行動的脫節畢竟分散了力量，使起義暴動缺少群眾基礎和直接響應，顯出幾分軍事冒險色彩。而國內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則帶有一定的自發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