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激進民主勢力，國內學生的各種活動客觀上一直為反清革命創造條件，並日趨緊密地與武裝反清協調並進，成為衝擊清朝統治的第二戰線。然而，殊途同歸隻是就和平方式而言，在層層湧進的學界救亡變革浪潮之中，始終奔騰著一股革命激流。學生與革命黨的直接關係，既是學生活動的重要方麵，又是革命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
革命黨的戰略思想及
其在學界的活動學生與革命運動的關係，受革命黨對國情的認識及其戰略決策的影響支配。在後者看來，中國社會分為上中下三層，上層已經腐敗，下層愚昧無知，啟蒙去腐的曆史使命隻能由中層肩負，而學生便是能擔此重任的主要角色。同時，革命黨自己也大都是學生，近似性更使他們對學生有所偏倚。同盟會是辛亥時期領導和影響革命運動的主要團體。該會集國內各省學界精英而成，對於學生尤為重視。1906年。同盟會重要領導黃興在《民報》周年。慶祝會上發表演講，引證了歐洲革命與日本明治維新“是學生擔任去做的”實例，呼籲聽眾“莫要說今日做學生的時候，是專預備建設的功夫，須得要盡那革命的責任”《民報》第10號，1906年。12月20日。。這番話明確表達了同盟會戰略上對學生的倚重態度。
公開演講畢竟比較抽象，而且對象又是留學生。同盟會組織鬆散，幾度分裂之後，更是群龍無首。其在國內的分支及附屬團體認識不盡相同。而同盟會以外的革命組織也態度各異。一般而言，革命黨在國內選作發動對象的主要是新軍、學生和會黨，其戰略思想的組織體現，就是如何處理三者之間的關係。總體上看，他們以學生為宣傳發動骨幹，並承擔革命的指導和成功後的建設之責，而以新軍、會黨為武裝鬥爭的主力。由於學生的作用無法取代，對該群體的態度沒有直接分歧。但在新軍、會黨的側重上則差異較大。同盟會、光複會、共進會都曾以會黨為工作重點，隻是在屢起屢敗的教訓下，才將目光逐漸轉向新軍。隻有湖北文學社係統一直注重新軍。會黨、新軍成分不同，戰略要求各異，二者的輕重取舍，將間接影響對學界的倚重程度。此外，各地社會環境、曆史條件千差萬別，三種勢力的狀況與比重不同，也導致各地革命黨對學界態度的變化，形成戰略總方針基本一致下的諸多分歧，影響著學生與革命運動關係的具體形態。在會黨勢力強盛之地，革命黨對會黨寄予厚望，而在新軍傾向開明之區，則以軍隊為發動重點。同為共進會，在四川和湖北就有不盡相同的戰略眼光。隨著新軍力量的增強和素質改善，革命黨愈加感到爭取這支新式武裝的必要。而新軍自身也朝著有利於革命的方向轉化，其中重要條件之一，就是新軍中學生比重的增大與結構的變化。由於新軍組建進度不一，在量的積累未達到壓倒舊軍優勢的地區，即使將新軍全部爭取，亦無濟於事，因此個別地方的新軍尚未引起革命黨的重視。北方各省的舊式教門愚昧落後，新軍又為北洋集團嚴格控製，革命黨雖經艱苦努力，仍無法打開局麵，隻得固守學界。
從區域形勢看，革命黨與學生的關係主要有如下類型：一、以學界為立足點和活動基地，如湖南、山東，革命勢力一直集中於學界。河南、直隸等省情況類此。一般而言，以學界為主是發動階段，1906至1908年。最為突出。學生思想開放，易於接受革命宗旨；革命黨人與學生具有相似性（即年。齡、能力、智力、經曆、學曆等一致性和共同性），容易溝通感情；學生與社會各界的聯係既廣且密，又有學校為合法掩護，便於組織聯絡，聚集力量。因此，革命黨人往往以學堂為秘密機關，湖南的明德、唯一、安徽的尚誌、安徽公學、山東的東牟、震旦、陝西的健本、河南的中州、浙江的大通、明道、四川的東文、敘屬、重慶中學、廣東的南武、上海的愛國女校、中國公學、雲南的講武堂、保定的育德、天津的北洋女師、廣西的梧州中學等，均被人們譽為“革命胚胎之地”陸殿輿：《清末重慶府中學堂》，《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13輯，第51頁。。特別是在相對閉塞的基層社會，革命黨更加倚重學界，府廳州縣以下的革命機關大都設在學堂。
二、立足學界，爭取會黨。革命黨以武力反清為主要活動形式，不能隻靠學生從事小型暗殺。會黨擁有武裝和一定的組織，是現成的行動力量，但缺乏進步宗旨和近代意識，成分複雜，破壞有餘，建設不足。同盟會成立之初就提出：“必其聯合留學，歸國之後，於全國之秘密結社有以操縱之，義旗一起，大地皆應，旬日之間，可以唾手而摧虜廷。”《程家檉革命大事略》，《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3期。當在學界站穩腳跟，聚集起一定力量後，四川、浙江、東北等地的革命黨便著重發動會黨，利用學生與會黨的既有聯係，或鼓動學生直接加入會黨，以便掌握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