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新軍為主，軍學並重，這是組織準備的成熟形態。其中又可分為兩種形式，湖北以士兵為重點，兼顧學界，廣東、雲南等省則著重利用官佐，特別是通過軍校生的畢業任職來爭取和掌握新軍。據統計，僅由同盟會員任職任教的軍事學堂即達30所，占總數的2／5強。周興樑：《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在國內的活動和鬥爭》，《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上冊，第274—288頁。雲南講武堂、江寧水陸師、浙江弁目、保定陸軍速成、南京第四陸軍中學以及湖北、廣西、雲南的陸軍小學等，都成為新軍革命的搖籃。軍校生是近代中國學生群的重要組成部分，革命黨的倚重，表明即使在武裝行動方麵，學生的作用仍不可忽視。不過，利用軍校畢業生來控製新軍雖不失為捷徑，基礎卻欠穩固。
四、軍、學、會黨三足鼎立，各有分工側重，浙江、陝西、甘肅等省較典型。該形態在辛亥前夕最為普遍，實際是前三種類型的混合。
由此可見，無論革命黨人的戰略方針如何分歧變化，學界始終是重要的依靠力量，或者說他們不可能完全脫離學界展開活動。辛亥革命不同於曆史上的農民戰爭或近代民眾反帝鬥爭，隻有民主與科學培養起來的一代新人才能掌握方向與性質，不僅以武力反對腐朽的清王朝，而且以文明民主反對愚昧專製。因此，民主與科學色彩最為鮮明的學生自然得到革命指導者的高度重視。據不完全統計，僅同盟會員在國內創辦和任職任教的各級各類學校即達155所（不含軍校），分布於全國20個省區的城市鄉鎮。革命黨人或直接吸收學生加盟，武昌的共進會和文學社在方言、工藝、礦業、鐵路、測繪、師範等12所學堂設有代表。在秘密狀態下能夠大批量地擴展組織，隻有學界和新軍；或通過骨幹建立外圍組織，及利用公開社團，以吸引廣大青年。。雲南公學會一度在60餘縣設立分會。有時一所學堂中幾個團體並立，以便發動各類學生。如湖北陸軍三中的攄懷詩社、競存社、洛陽小學的自治會、時事評論會等。有些組織則跨堂而立，如保定共和會吸收了育德、高等師範、高等農業、法律、陸軍中小學等校學生，貴州曆史研究會由陸小、公立中學、優級師範選科等校學生共組。其他如安徽合肥學會、雲南三迤總會、天津克複學會、黑龍江新民愛國會，都成為區域性革命外圍團體。
除組織聯絡外，革命黨還以各種形式向學生宣傳愛國革命，啟發反清意識，灌輸民主思想。他們憑借課堂講壇，或公開宣講民主革命的理論史實和著名黨人的事跡主張，或借古諷今，誘發學生反滿情緒和對專製皇權的仇恨心理。不僅改換正課內容，還出題令學生暢抒己見，或課外集會演說，或以郊遊、實地考察名義，憑吊民族英烈，喚醒種族意識。楊毓麟在北京譯學館教授國文時，“學生課卷有稍合革命主義者，雖文詞草率，輒獎勵之；有頌揚君後而抬頭書寫者，必勒抹而痛斥之”《楊篤生先生蹈海記》，《蔡元培全集》（中華書局，1984年。）第2卷，第118頁。。同時，他們十分注重傳播媒介的功效，鼓勵學生閱讀各種反滿革命書刊。
多方努力下，學界革命化由認識進入行動階段，青年。們擔負起宣傳、組織、聯絡工作，並在曆次起義暗殺的槍林彈雨、刀光劍影中留下勃發英姿。特別是宣傳聯絡方麵，作用更為顯著。雲南學生組織文明演說會，“每晚自攜桌椅，在各通衢登台演說”張大義：《同盟會雲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動》，《辛亥革命史料選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冊，第237—238頁。。各地學界編印多種革命書刊，廣為散發，因此而遭清廷迫害事件時有所聞。更有借演劇向各界特別是下層社會進行宣傳者。1911年。活躍於長江中下遊的進化團，由來自四川、江寧、上海、杭州、湖南、江西等地17所學堂的20名學生和5名留日學生組成，上演《東西風雲》、《黑籍冤魂》、《劫餘灰》、《離恨天》、《白山碧血》等劇目，“專以恣罵政界為主義”，在江寧、蕪湖、安慶、武漢等地巡回演出，大受民眾歡迎，“有勞動社會以數日之所積而購券入場，一擴眼界”《白山碧血》，《民立報》1911年。4月28日。。地方督撫趕緊以“肆意詆毀政治，毫無忌憚”《進化團之人物誌》，《民立報》1911年。8月5日。的罪名，取締驅逐。一大批文武雙全的學生活動於睡榻之側，令清朝統治者如臥針氈。同時，國內革命黨人逐漸意識到不能一味武裝暴動，輕視排斥其他形式的鬥爭，也支持革命學生利用一切機會擴大影響，如策動罷課，打擊學堂當局和地方官府；鼓動罷課罷市，抗捐抗稅，將收回利權和保路運動引向革命；以及在國民會中積極掌握武裝。盡管同盟會並未統一部署，多是會員自發的行動，畢竟是革命黨人主觀努力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