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辮是清王朝強加於每個臣民身上的物質象征，服飾則是專製等級秩序的重要體現。以國家主人自命，充滿近代文明思想的學生對此深惡痛絕，公開斥責蓄辮為陋習，不斷掀起剪辮易服風潮。早在1907年。雲南陸軍學生就因此與當局大起衝突。1910年。底，社會矛盾急劇尖銳，學界突然爆發剪辮熱潮。他們乘資政院提出剪辮動議之機，爭相傳告動議已獲批準，紛紛斷發。風潮一下子波及京師和東北、直隸、山東、兩湖、江浙、兩廣、四川、雲貴等十幾個省份。學生們不僅身體力行，而且鼓動倡導。在上海張園剪發大會上，他們宣稱：“吾人受發辮之辱二百餘年。矣，對於衛生對於操作對於經濟均有所害。今日剪發之時機已到，但願同胞快快掃此奇辱，以圖自新。”《張園剪發大會記》，《民立報》1911年。1月16日。把除辮視為解放的先聲。是日各界到會者達4萬之眾，“總而論之，剪發之舉，官紳兩界反對者多”，“商界則讚成反對者半，而實行者十中隻有一二。學界則實行者竟十居八九”。“故會場中儼然滿麵以主人翁自命者，皆學界中人也。”《記者之耳聞目見》，《民立報》1911年。1月16日。
統治權力的象征受到如此蔑棄，使清政府感覺到風潮中潛藏著嚴重危機。發型服飾體現了等級隸屬關係，所謂“國家製服，等秩分明，習用已久，從未輕易更張”《剪發問題之解釋》，《民立報》1911年。2月12日。與專製製度根本相聯，牽一發而動全身，清廷當然不肯退讓，遂以“事關體製”《學使以空紙保頭毛》，《民立報》1911年。1月4日。下令嚴禁，並專門頒布對斷發學生的處罰條令。正因如此，學生也不把剪發易服簡單地視為一根辮子的去留和外形的改觀，“而是不惜冒生命危險和清朝徹底決裂的表示”雷沛鴻：《同盟會在南寧的活動和廣西獨立前後》，《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第470頁。。由此引起的衝突，便具有反抗專製統治的明確意義。學部禁令一下，北京各校學生聯議決定：“以辮發至今日已成天然淘汰醜物，人人盡可自由剃去”《學界對付學部之辦法》，《盛京時報》1910年。12月15日。罷課反對。奉天、黑龍江、湖北等省學生也罷課抗議當局對剪辮同學的迫害。同時，繼起剪辮易服者益形踴躍。湖北兩湖師範學生主張以全體剪辮來支持已剪同學，湖南等地學生則成立剪辮會，大張旗鼓地行動。甚至頒行禁令的學部尚書和各省提學使的兒孫子侄也在學堂紛紛割去豚尾。《剪發者多》，《大公報》1911年。5月12日。在學界抗爭下，所定懲治辦法根本無法執行，當局隻得步步退縮，由開除改為記過，又由記過而聽之任之。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清政府在各地學界大肆搜捕革命黨，並再度嚴禁剪發，不少剪辮學生無辜受害。但失敗噩耗使學生大受刺激，尋隙排泄怨憤，剪辮熱潮進一步高漲。北京學生再度提出聯合罷課動議。一時間，剪發學生幾乎成了革命黨的同義詞。盡管剪發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社會性，並不等於革命，但學生們表現出來的激憤情緒和對統治權威的輕蔑態度，卻無疑是革命傾向加強的體現。對此衛道士從反麵加以印證。有人說：“剪發一問題也，全國之對於國家之製服，應聽中央政府之命令，此又一問題也。無論專製政體，立憲政體，共和政體，皆不能越此範圍，否則為亂國矣。今不敢剃發，而謹聽中央之命令，於此法合也。而各報乃嘲之，而於任意剪發者反從而讚揚之，甚至於學部禁止學堂學生剪發反詬為野蠻，何其糊塗悖謬，一至於此。”《記怪》，《芻言報》1910年。第10號。事實上，剪發與抗命，正是學生對清朝統治的明確否定。革命者與守舊派從對抗的立場同時觸及了行為表象的本質。
第二，公開同情革命誌士，反對頑固官吏。清末數年。間，幾乎每一位革命烈士都成為青年。學生風靡崇拜的偶像和競相仿效的“角色模式”。他們舉行各種悼念活動，表達敬仰緬懷之情。1906年。湖南長沙萬餘學生在同盟會員的組織領導下為陳天華、姚宏業舉行公葬，並“議為陳、姚二烈士各鑄一銅像，以標鄉望而勵群儒”《湘學界為陳姚鑄銅像》，《大公報》1906年。7月13日。與當局發生大規模衝突。浙江光複會起義失敗後，在清政府殘酷鎮壓的血雨腥風中，學生們毅然為秋瑾集資修墓。同時，“學界風潮大起，鹹抱不平，其播為詩歌，傳作告啟者，載在各日報中，連篇累牘”，齊聲痛斥清廷“野蠻”遇知氏稿：《讀〈查緝黨人勿妄株連折〉注》，《大公報》1907年。8月21日。。學生王熙普特將此案“演成戲本，廣為傳頌”《秋瑾案之餘波》，《大公報》1908年。10月20日。。這些行動雖然並非公開以革命名義進行，且往往把官府所加罪名說成“誣指”，為受害者鳴冤。但陳天華、秋瑾的言行著述在湘浙學界流傳已久，呼冤顯係尋找合法抗爭的依據。
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甫一月，高雷廉瓊欽羅崕陽八屬學會和惠州、潮州、嘉應州學會便聯合發起，邀集全省學界於3月13日“公訂追悼日期”，“以恢複軍人之榮名”。受此鼓動，粵商自治會亦於4月3日集會要求“維持新軍前途”《禁止學界幹預新軍事》，《大公報》1910年。3月20日；《廣東新軍作亂事餘聞》，《東方雜誌》第7年。第3期，1910年。5月4日。。更是名為呼冤，實則控訴。這種毫不掩飾的對抗，引起強烈震動，當局急令各校嚴禁學生赴會。特別是黃花崗起義後，全國學界激情暴漲，立誌複仇。雲南學生悲憤交集，有人夢中頻呼：“中國亡矣！”範石生：《雲南革命史》，《辛亥革命史料選輯》下冊，第142頁。在碧血黃花的廣州，時隔不到兩個月，即有女學生攜花圈花球到烈士陵墓祭奠，“行鞠躬禮，欷噓流涕，徘徊至數小時始行聯袂歸去”《粵亂後之血花淚史》，《民立報》1911年。6月29日。。此次起義公開揭出反清旗號，學生的行動清楚地反映出他們內心的傾向。湖北革命黨人被捕後，各校學生慕名前往探監，“獄中幾成為學生之俱樂部”梁鍾漢：《我參加革命的經過》，《辛亥首義回憶錄》（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輯，第16頁。。隨著角色內化，越來越多的學生效法革命誌士，成為起義暗殺的驍將。革命報刊橫遭封禁，學生也公開聲援。1909年。上海《民籲日報》被封，安徽籍主筆就逮，該省旅京學界遍發傳單，邀集各校同鄉籌議對策。1911年。廣州《天民報》因登載革命黨人的長文被勒令停刊，幾位學生抬著花圈寶燭到報社門口憑吊，挽聯上大書“民失所天”，“問諸君待何時卷土重來”《〈天民報〉之風雲》，《民立報》1911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