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那些助紂為虐、死心塌地反對和鎮壓革命的官紳，遭到學生的頑強抵製與堅決打擊。在學堂中，學生們經常以上書等形式揭露頑固教職員的劣跡，將其擠迫出堂。秋瑾遇難後，參與此案的反動官紳不僅在浙江無法立足，運動他調，亦皆不能安身。巡撫張曾調往山西，學界聯合紳商通電力拒。標統李益智謀職廣西陸小，學生罷課驅逐之。知府貴福移官安徽寧國，各界群眾集會抵製。學生率先倡議退學罷課，商界即以罷市響應。一少年。當場“大聲疾呼曰：‘□□□貴福敗類，世所不容，非□不可！’全會哄然，一若欲暴動之勢。”《寧國府人之抵製貴福》，《盛京時報》1908年。8月12日。該府中學生紛紛改投別處學堂，並散發傳單，引述俄國、葡萄牙人民“炸彈鐵血，爭購自由”，“揭竿崛起，龍戰龜翻”的事實，認為這是“政府宴安，官吏貪虐”，“羅織黨人專製法律使之也”，視為“民權發達”的象征。並宣稱：“中國專製迄二百餘載，其間人民受官吏所荼毒，指不勝屈”，為官如貴福者，“人人得而誅之”《寧國府紳商對於貴福之傳單》，《盛京時報》1908年。5月17日。。後貴福雖腆顏抵任，已是杯弓蛇影，出門常帶眾多親隨，嚴密防範，夜晚還親自掌握大門鑰匙。《貴太守到任後之舉動》，《愛國報》第720期，1908年。。盛傳為秋瑾案告密者之一的紹興山陰勸學所總董、山會禁煙局總辦胡道南也被兩少年。刺死。《京外近聞彙錄》，《東方雜誌》第7年。第9期，1910年。10月27日。學生對清朝統治的抵拒由學界而社會，由不言革命的學生不能立足學堂，到鎮壓革命的官吏不能見容於民眾，使舊勢力受到猛烈衝擊，並發生分化。山陰縣令李鍾嶽在處理秋瑾案時即表示：“寧甘參處，不願作滅門縣令”《山陰縣李令憤激自縊詳誌》，《中國日報》1907年。11月14日。拒絕奉行上命。同時，每次黨獄發生，清廷均以“學堂為致亂之階”《南洋華僑電請以極刑處辦周爰諏》，《中國日報》1907年。9月10日。大加清洗，地方官乘機株連邀功，更激起學生反抗，促使他們走向革命。
第三，革命書刊在學界廣為流傳，學生均以閱讀禁書為快事，“重視之過於正課”。由於學生爭相購取，供不應求，不僅革命團體和個人通過各種渠道秘密發行，就連民間書坊也暗中大量翻印，銷售圖利。當局害怕此類文字“流入內地，貽誤青年。”，“為害於風俗人心者，較洪水猛獸尤為慘酷”《直督嚴禁書報劄文》，《中國日報》1907年。3月31日。三令五申，塞源截流。但學生根本不予理會，不少人因閱讀禁書被屢記大過甚至開除而在所不惜，由此引發的罷課退學風潮層出不窮。有的學堂幹脆禁閱一切報刊，學生乃乘節假日外出之機自行購閱。風氣所及，即使那些並不讚同革命的學生，對於同學閱讀革命書刊也予以庇護，並將這種舉動視為“義氣”和“美德”朱峙三：《張之洞與兩湖總師範學堂》，《文史資料選輯》第99輯，第111頁。。在學生的堅決抵製下，當局隻好聽之任之，“在學校內禁閱完全成了具文”③李健侯：《武昌首義前後憶事八則》。。
第四，學界小群體軸心的革命化。由於學生的能力水準參差不齊，各校都有若幹領袖式人物，並圍繞他們形成小群體。在清末，富於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是成為學界首領的必備條件。他們有的“功課並不好，但是喜歡閱讀禁書和進步的刊物，有誌參加革命活動，不屑於呆在自修室作蛀書蟲，因此，大家認為他們是未來的民族英雄人物，所以都尊重他們。”③這不僅出於一般學生的本能逆反心理驅使，也是英雄角色內化的群體表現，即把對東西方民主偉人革命誌士的崇拜，具體化為對身旁激進分子的追隨。黃花崗起義烈士中的林覺民、陳與燊、劉元棟，曾分別是福建高等、侯官高等小學和福州普通學堂的學生領袖，他們或為自治會成立時眾望所歸之人，或罷課之際因“素為同學欽仰，舉為代表”《劉元棟小史》，《民立報》1911年。6月25日。或以“不畏強圉”，“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為魁”《黃花崗十傑紀實》，陸保璿輯：《滿清稗史》（新中國圖書局，1913年。）。。其精神品格對同學具有強磁力作用。1905年。以前，這些核心人物大都僅具一般叛逆性格，隨著時間推移，反清革命色調日趨明顯。而學堂中的革命團體及其外圍組織，更是當然據有群體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