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軍不僅與清軍有著本質區別，與其他友軍相比，軍政素質也明顯占優，成為軍政府信賴依靠的嶄新武裝。安徽獨立開始為舊官僚操縱的騙局，以後又試圖借重由巡防營改編的潯軍。韓衍等人痛定思痛，認為症結在於缺少革命武裝，遂以陸小、測繪、尚誌學堂學生組成青年。軍，鎮壓製裁反動分子，局麵才有所改觀。學生軍文告滿懷自豪地闡述了這一“原於法，傳於英，泛濫於新大陸，縱橫於全世界”的新式軍隊的使命與責任：“蓋其利有四：素受軍事教育，故一旦有事，即日可成軍接戰，其利一；富愛國心，尚勇敢氣，故攻必克戰必勝，至死不稍卻，其利二；用科學上之智識以應敵，能知己知彼，算無遺策，其利三；藉此以長見聞廣智識，勝讀十年。書，為將來偉大國民之預備，其利四。有此四利，學生軍乃為軍隊中不可少之物。”《中華學生軍之先聲》，《民立報》1911年。11月5日。
對於新舊軍隊的本質區別以及學生軍的特殊作用，他們有著明確的認識。中華學生軍軍團長沈劍侯說：“帝國之兵，為帝王作鷹犬，一人之私物耳，利用愚；民國之兵，為社會作犧牲，同胞之公物也，利用智。惟智可言勇，勇可言仁，如其智如其勇如其仁，而後可謂完全無缺之學生軍。夫中國之軍隊亦多矣，初皆隸彼清政府也，何一入我民軍，其暴行立革？位勢之變遷異，公私之效用別耳。然卒以舊染深入，教育淺鮮，紀律或失其效，故間有不滿於人意者。不然，同一軍也，又何貴乎學生？職是而言，學生軍者，今之模範軍也。”安徽青年。軍同樣強調新舊軍隊的區別：“彼以一死赴將軍之命令，我以一死爭世界之是非”，要求學生“以四萬萬人的精神為精神”《記韓衍》，《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452頁。。他們不僅確認革命武裝與專製工具的根本對立，而且提出了革命後建設新型常備軍的重大課題。打擊敵軍，改造友軍，正是學生軍軍事上的雙重使命。通過他們的示範，新軍人將持有嶄新的利、權、名觀念，為個人，“無一錢之名”，“無寸土之操”，“無巍官顯爵”，為國家民族，“均吾民以富”，“挈全球而舞”，“安吾中華民族於最高之位置”《布告學生軍文》，《民立報》1912年。2月1—11日。。他們不僅是當時民軍的榜樣，也堪稱後世青年。的楷模。作為堅持革命軍政領導權，確保民軍性質的重要保障，學生軍這一具有居民自動武裝組織性質的軍事力量，在中國曆史上開創性地使軍隊與全民族大多數人的利益相協調，成為自覺執行民眾和民族意願的武裝行動隊。
會黨曾是革命黨賴以發動起義的重要支柱，在光複軍中也占有顯要位置。會黨的破壞性、散漫性，革命黨早已洞悉，鑒於其對現存統治的衝擊力極強，而缺乏近代意識，曾一度設法引導改造。但依靠會黨舉事屢起屢敗，遂改變方針，隻是單純利用，組織和思想改造工作無形中止。因此，光複時革命黨無力對會黨實施組織領導，隻能進行外在約束鉗製。政權更替造成的暫時無序，使會黨破壞性激增，遊勇散兵乃至一般民眾也紛紛卷入，騷亂蜂起，對無組織狀態的民變也須加以控製疏導。在戰爭進行之際，這一任務便由學生兼任。革命黨認為，近代革命的正途是文明造反、秩序革命，或者說形式上就表現為文明與秩序。這並非單純是軟弱性表現，其中有兩重含義，其一，他們的確擔心戰亂延長引起列強的武裝幹涉，寧肯接受舊勢力倒戈，速戰速決，以免由於民眾廣泛加入導致事態擴大。宋教仁曾經總結葡萄牙革命的經驗教訓道：“一、革命不得外國之承認，則其目的不得完成；二、革命進行時不可不預計對外關係，而出使外國樂於承認之手段；三、革命成功後不必慮及對外關係之困難而恐其不承認。”為此，“革命國所執之手段，當以務使現狀不致大變動而容易恢複為主旨”。進而提出革命成功的三項原則，“—革命之時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戰爭）；—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狹（宜於中央）；—革命之力宜借舊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軍隊）使為己用”漁父：《葡國改革之大成功》，《民立報》1911年。9月25日。。革命黨自身力量有限，既要動員民眾對付敵人，又要保證有效地控製局麵，隻能在避免幹涉、支配全局、爭取勝利三者的平衡中確定發動和利用民眾的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