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新興勢力領導的革命必須與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及同時代的民眾自發鬥爭區別開來，才能顯示進步性。這種區別既反映在內容上，也體現於形式上。防止自發盲動是一切近代政治指導者在革命進程中必須嚴格遵循的原則，而文明秩序正是把民眾自發鬥爭轉變為或是納入自覺革命的重要條件。隻有當它成為自覺鬥爭的障礙時，才顯出消極性。革命黨的弱點，在於不能以徹底的革命綱領和艱苦的組織發動，激發民眾的鬥爭熱情，提高民眾的政治素質，把自發散漫性消滅於起義爆發之前，以堅強係統的領導率領陣容整肅的大軍發動總攻，使革命始終井然有序地進行。革命打亂了舊秩序，也使民眾的鬥爭性與盲動性同時高漲。如果任其發展，不僅不能給革命前途帶來光明，反而會在國際舞台和國內政局中投下陰影。從主觀上看，革命黨的文明秩序不是為了束縛民眾的手腳，仇洋排外不等於反帝，屠滿殺韃也不同於反封建。既然他們不能先期消除自發性，事後防範就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因此，在起義後的動蕩形勢下，麵對強敵壓迫，革命黨不得不再分心去防止社會的混亂無序，用文明秩序抑製自發性的過度膨脹，防止出軌翻車。這樣客觀上勢必要部分犧牲民眾的鬥爭性。陷於兩難境地的革命黨人無法在抑製與放手間協調平衡，隻好兩害相權取其輕。革命的首要目標是推翻清朝統治，結束專製皇權，如果不苛求前人，應當承認，強調文明秩序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要條件。對革命黨軟弱性的批評，不能變調為對自發盲動的頌歌，這實際上是如何認識自發鬥爭與自覺革命的地位與作用的問題。如果自發鬥爭能夠解決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就無須發展到自覺革命。當群眾尚未以自覺姿態卷入革命洪流時，限製自發性的文明秩序仍以積極作用為主導。列強在革命期間保持“中立”當然別有用心，但在近代國際舞台上第一次樹立起中國文明革命的形象，得到世界各國許多有識之士的同情支持，這對列強政府不會毫無影響。
如果說秩序革命的主張至少還反映了革命黨軟弱的一麵，那麼作為貫徹實施這一方針的保障力量，學生抑製民眾自發盲動傾向的行為則完全不是什麼軟弱。他們在前線後方的對敵鬥爭中，表現出無私無畏的英雄氣概和犧牲精神，不畏強敵凶焰，也不擔心民氣高漲。他們懂得自己肩負著造反與文明、革命與秩序的雙重使命，一麵努力激發民眾熱情，一麵自覺維護鬥爭方向，非但不是壓製民眾的消防隊，而且集敢死隊、鼓動隊和糾察隊於一身。孤立地看待其中一方麵，難以做出公正評判。
革命黨的民主共和政綱與君憲派嚴重分歧，由於革命形勢飛速發展，君憲主張一下子失去市場。但當鬥爭進入僵持狀態時，清王朝、袁世凱、立憲派和革命黨幾股政治勢力相互牽掣，奔騰的革命浪濤下暗潮橫生，中國何去何從，仍須通過力量對比與較量才能解決。學生長期與專製統治對立衝突，具有激進民主主義傾向，向往和追求徹底否定專製皇權的共和製度，堅決反對在民主軀體上保留君主頭顱。他們在光複中不僅衝擊清王朝，也與舊官僚、立憲派的“獨立”進行鬥爭。進入革命政權機構的學生雖很少擔任要職，但其思想情緒對舊官僚和立憲派有所鉗製，對革命黨卻是有力支持。特別是各地學界為共和製的降臨大聲疾呼，使世風為之一變。學生軍不僅有具體的軍事目標，而且有明確的政治宗旨，一出馬就公開宣布要“助軍政府達政治改革之目的”《中華學生軍簡章》，《民立報》1911年。11月5日。。以後又進一步確定“以掃除專製，造成共和，並除去凡為共和之障礙，而保持世界之和平為宗旨”。並且聲明：“本軍團以中華共和製完全成立後，即退歸社會原位；對於共和製度有障礙，得隨時征集，以求達最初之目的。”《中華民國學生軍團暫定章程》，《民立報》1911年。12月25日。主動承擔鞏固共和的義務。商學兩界聯合組建的中國全國商學青年。軍，也以“輔助民國，促進共和”為宗旨，規定成功後退歸原業，“唯一有戰爭，仍即召集成軍，以備掃除共和前途之窒礙”《申報》1912年。1月18日。。他們敏銳地預感到在中國真正實現民主共和製任重而道遠，不僅以武力創造民國，而且以武力捍衛共和。
起義是對共和主張最有力的宣傳，但由於革命黨人長期處於秘密狀態，又曾偏重於種族排滿鼓動，正麵宣傳的寬度與深度受到局限，因此光複後須行彌補。武昌首義爆發時，居民不明真相，關門閉戶，路斷人稀。軍政府遂命學生三人一隊，分赴大街小巷，挨家挨戶宣傳革命意義，又在街頭巷尾進行演說，很快贏得民眾的理解和擁護。江蘇學界專門組織了共和演說會，發行《共和演說報》管勁臣：《掘港光複記》，《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江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4—235頁。。福建學生則隨軍深入各鄉進行宣傳。學生結合籌餉開展的廣泛宣傳，更是一次大規模民主共和思想的普及教育。正因為有了這些活動，才造成舉國上下一片共和呼聲。影響所及，甚至一度深受人們歡迎的《國粹學報》也嚴重滯銷，而改名《共和雜誌》，則大為暢銷。有人目睹學生踴躍擁護共和革命的盛況後驚歎：“今日惟‘共和’二字稍可賣幾錢耳！”“人心憤激如此，欲保守舊有主義，能乎不能？”“大局將變，即以項城之毅力，亦難挽之使回。斷言之，即專製政體決不容於今日是也。”徐兆緯：《棣秋館日記》，《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第79—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