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學生滲透影響的力度，還取決於各領域的內部結構。南北新軍除學生絕對數量差異外，有三點明顯區別，其一，南軍中舊軍官少，第8、9鎮及21協出身行伍的軍官僅各占3％、12％和2％，而第5鎮則高達44％。舊軍官不僅頑固保守，而且相互攀緣盤結，具有強烈的集團排他性，對於很少近似性的學生軍官懷有本能的敵意。因此，北軍中新舊軍官之間的摩擦衝突遠比南軍激烈，以致不斷有人出麵呼籲，取“中體西用”方針，以西法戰術加傳統戰略思想和“忠義果敢之氣”，企圖“泯畛域之私見，化為水乳之交融”李士銳：《調和新舊將弁說》，《武備雜誌》第3期。。同時，南軍出身士林的官佐中，無功名的文武童生占絕對多數。如第8鎮的這類軍官共410人，而有功名者僅87人。他們既通文墨，易受新思想的感染影響，又少心理負荷，易與學生溝通感情。其二，南軍的標、營、隊三級主管軍官中，學生所占比重較大，而行伍士人出身者多任排級官佐或司號長、書記官、司事生、司書生、司務長等輔職。湖北第8鎮及第21協共有819名軍官，其中士人出身者570人，約占7／10，國內畢業生、行伍和留學生分別為207、26、16人。
級別國內畢業生留學生行伍士人營14313隊2331任中級主官的學生向任低級輔官的童生施加影響，比製約很少相似性的行伍要容易得多。其三，南軍中目兵識字開通者多，如“湖北軍隊之長處在目兵人人能識字寫字”《彙錄》，《武備雜誌》第20期。江南新軍“讀書有身家之人極占多數”《南京新軍統製徐詳請設立陸軍監獄文》，《武備雜誌》第25期。北軍則文盲甚多。這也對南北軍中學生作用的發揮產生影響。
再次，增強各趨新領域的民主變革意向。士人的出路在於仕途宦海，舊軍隊則是君王手中的工具。廢科舉練新軍，形式變換不能直接導致性質的徹底更新，貪圖功名利祿的學生和甘願為虎作倀的將士依然存在。而學生大批湧入教育界和軍界，使這種狀況有所改觀。由於師資成分的改變，教學內容得到改善，新的知識結構產生了新的思維行為方式，使學生易於接受民主思潮的鼓動影響，言行日趨活躍激進。軍校學生亦形成所謂“妄倡自由，誹謗壓力”的風氣，“各立黨類，以相援助”。統治者擔心“此風一染乎陸軍，則其害毒所及，實有不堪設想者”。“不唯為學堂之蠹弊，實為國家之荼毒。”田景光：《自由論》，《武備雜誌》第22期。學生加入新軍，帶去了新思想的酵母。各省新軍革命化程度的深淺，在一定程度上受製於新軍成分的差異，官兵文化素質的高低與其接受新思想的易難基本成正比。學生進入政界商界，也有助於促其接受民主變革主張，順應共和革命潮流。
最後，加強舊群體的分化離異和新勢力的內部協調。學生進入軍政紳商各界，加快了舊群體分化的趨勢，使開明士紳集團不斷擴大，其轉化的程度與接納學生的數量成正比。如清政府駐外機構中官吏的近代化就遠比其他部門顯著。師資隊伍的改善，使教育界逐漸脫離專製政府的直接控製，成為培養清朝皇權統治掘墓人和新國民的搖籃，形成中國民主化的重要源泉。這不僅緩和了師生間一度存在的緊張關係，而且促使雙方攜手合作，減少了進步勢力的摩擦內耗，有限的民主革新力量擰成一股，集中衝擊專製統治，效應倍增。官紳是統治集團的主要成分，常備軍和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強力工具，而輿論媒介和教育則分別是專製者思想統治的喉舌和培養親己繼嗣的溫床，學生的滲入，開始改變國家權力杠杆的舊式結構，使專製體製朝著自我否定的方向演變，最終導致皇權統治的徹底崩潰。
反彈與約束
學生進入社會各界各領域，在衝擊震動的同時，也遇到重重阻礙。首先是內在張力的局限。由於新式教育正式起步晚，相對落後，供需間存在嚴重缺口。據學部統計，從1902年。至1909年。各級各類畢業生共82769人（除去升學差額），其中師範畢業生占38961人，而且主要是倉促趕辦的速成師範。後因程度不符，速成科相繼下馬。第2期，1909年。3月16日。這基本可以滿足該國近代化進程的全麵需求，保證各個領域協調發展。況且兩國名義上同級別的學生實際程度相差很大。嚴格說來，清末學堂教育充其量隻達到專科程度，多數學堂的實際水平較常規標準至少低一級。內在驅動力質與量的雙重不足，使學生不能有效地發揮功能，對其他群體的衝擊穿透能力大為減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