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言行使中國內部自覺能動的生機活力日趨強勁，扭轉了對外來衝擊被動反應的局麵。其中成效最著的是倡導婦女解放。傳統社會的女子被禁錮於閨閣繡房之中，很少與社會政治結緣。而這時一批又一批的女子通過學校走向社會，參與各種活動。在1910年。的天津失城十周年。國恥紀念會上，以女學生為主的女界與會者竟達數萬之眾，高等、普育等校女生爭相登台演說。她們不僅單獨會議，還常常與男子共同集會，決心“洗去我二萬萬女同胞四千年。來奴顏之辱、分利之羞”《女子戒食紙煙社開會勉詞》，《大公報》1911年。3月26日。。在清末的各種政治性社會性集會以及博覽會、演說會、運動會中，都可以看到女學生的身影。1905年。《字林西報》記者參加了務本女校一次集會後評論道：“二百多名婦女參加了有男子參加的公共集會，僅僅這一點就表明：中國確已覺醒。”《國內時事述評》，《字林西報》1905年。7月29日。“當一個國家的婦女也開始對涉及公共福利的事情產生興趣的時候，這個國家便處於向一個更高目標進軍的順利階段。”同上，1905年。7月21日。女學生們閃現於清末愛國民主和除舊布新活動中的颯爽英姿，成為中華民族覺醒與新生的重要標誌。如果考慮到這是一個連姑娘們天足上街、乘有軌電車和在飯館就餐也可視為十年。間翻天覆地變化象征的國度，《1912年。5月2日丁文江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941頁。那麼上述活動的確有石破天驚的意義。隨著視野和活動範圍的擴展，女學生們產生了強烈的自尊自豪感，對女性的權利聲譽倍加珍惜愛護。1906年。《杭州白話報》刊出一篇題為《人道與婦女》的譯文，汙蔑女子隻比貓狗略高一籌，不配講人道。女學生深以為侮，再三去函辯駁。君劍：《女子之責任》，《競業旬報》第6期，1906年。12月16日。
衝擊變化引起了摩擦對抗，來自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壓力使青年。學生不突破強大的傳統習慣勢力就難以有所作為。在學堂灌了滿腦子新思想的學生回家議論天足小腳的文野之別，不料激怒了並不頑固的父親，痛斥“這文明人，把祖先八輩都罵成蠻子去了”《少年。時代》，第44頁。。夢想實現一個“沒有國家，沒有家庭，沒有金錢”的“三無社會”的青年。被百般疼愛孫兒的老祖母嚴詞質問：“既經沒有家庭，把我放在哪裏？”而“請你住在養老院”的答對，則招致勃然大怒。顧頡剛：《中國社會黨和陳翼龍的死》，《辛亥革命回憶錄》第6集，第499頁。青年。們的夢幻世界本來就充滿浪漫情調，與現實的冷漠無情格格不入，變革時期日趨明顯的代溝，更增大了彼此理解交流的難度，增加了衝突鬥爭的火藥味。鼓吹破舊立新的學生被視為離經叛道的罪人，遭到學堂懲治、家庭壓抑和社會歧視。如清末學生從事話劇活動，崇尚洋新藝術固然是動機之一，但更主要的是希望推動社會改良。上海學生的開明演劇會提出政治、軍事、僧道、社會、家庭、教育等六大改良主張，並分別寫成劇本，到處上演。高黎痕：《談解放前上海的話劇》，《上海地方史資料》（五），第126頁。可是該會在南京、無錫等地演出時，卻遭到當局的壓製禁止。進化團在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等地演出，更被地方當道指為“詞多荒謬”，“肆意詆毀政治，毫無忌憚”，“專以怒罵政界為主義”，分別遭到禁演驅逐的迫害，甚至被軍警圍捕。統治者將自己與醜惡、腐朽、落後、愚昧聯在一起，自然就站到了改良進化的對立麵。學生因演劇而不能見容於家庭，又因演劇而觸怒當道。清政府還將進化團成員的姓名及其畢業學堂詳細列單，要各學堂查明其曾否畢業，“分別酌量革退及追回文憑”《進化團人物誌》，《民立報》1911年。8月5日。。
風尚的緩慢變化以汩汩青春熱血為犧牲，代價未免過於沉重。特別是主張男女平等的女學生，受到多重壓力打擊，留下難以治愈的身心創傷。1907年。以前，清政府排斥女子教育，認為“中國男女之辨甚謹，少年。女子斷不能令其結隊入學，遊行街市；且不宜多讀西書，誤學外國習俗，致開自行擇配之漸，長蔑視父母夫婿之風”張之洞：《奏定家庭教育法章程》。。以後雖然設立女子小學和初級師範，但仍不準進入中學大學。同時規定，女子教育的宗旨首重傳統為婦為母之道，不得違背禮教習俗，摒除一切放縱自由之談，以維風化。《學部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各地女校經常因“倡言自由”被官府勒令停閉。《飭停鐵錚女學》，《廣州總商會報》1907年。2月18日。對於男女合校、同堂上課之議，清政府再三推諉，後來幹脆斷然否決。《學部飭禁男女合校》、《大公報》1911年。8月8日。男女學生同開茶話會，也被官府以“男女混雜，觀聽駭然”為由，嚴令禁止。《示禁男女學生同開茶話會》，《盛京時報》1907年。8月14日。以守舊著稱的江寧提學使勞乃宣甚至將女校放假日期改為星期五，與男校錯開，“於剔嫌明微之中，隱寓杜漸防微之意”《勞學使之異想天開》，《大公報》1911年。8月30日。。青年。學生倡行戀愛自由，婚姻自主，要求突破禮教大防，危及專製製度的精神防線，更使統治者心驚膽戰，亟令查封宣傳自由婚戀的書刊團體。一些自命開明之士在這方麵也不免故態複萌，聲稱：環球各國“凡所設經天緯地之事業，皆以男子為之，女子不過為內助而已，豈有藉口平權自由，而可以置家事於不顧者哉？”黃國祥：《論傳習女生實業為今日之急務》，《廣州總商會報》1907年。4月27日。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民國告成，為革命流血犧牲的女學生卻未能改變命運。風行一時的女權參政運動很快為官場角逐的濁流所淹沒，昔日的巾幗英豪、北伐女傑或蛻變為投機政客，或交際於權貴豪門，或消極避世，遁入空門，或憂鬱清苦，潦倒一生。原來想以變革社會來提高婦女地位的人，隻能借婚嫁改善個人境遇，而物質生活的變化並不意味著社會地位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