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歐化為表現的民族自覺，形式上是本位中心捩轉，內容上是傳統文化更新，這與民族虛無主義沒有必然聯係。歐化傾向強的社會集團，往往對傳統有深刻認識，而且經過全麵比較和認真思索，他們既是中華民族清醒的革新者，又是民族情緒最為強烈、救亡行動最為堅定的愛國者，學生在曆次愛國運動中的表現就是明證。在後發展國家的近代化過程中，通常的情形是，前期民族情緒強烈，對本位文化的否定傾向也明顯。既發展後，民族情緒趨於平和，而複興本位文化的要求則急劇上升。原因在於，前期人們主要關注如何進入世界即發展問題，後期則轉向如何確立本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從文化角度看，在有全麵接觸願望而尚未達到全麵了解時，對外部文化的期望評價過高；當已獲得全麵接觸和有效吸收時，則更注意消除由此帶來的弊端，增強與本位文化的協調性。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與一般學生醉心歐化形成鮮明對照，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中國學生反而對此表示異議。他們說：“中國學生往往欽佩西學的精深博大，而對本民族的文學、哲學予以蔑視，被西方文明的光輝所迷惑，看不到中國文明的價值。應當認識到，新舊學雖發生衝突，但在許多方麵有其共性，如國家、教育、道德觀念等。我們應對舊學進行仔細的選擇取舍，把新舊學最好的因素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有機體，以滿足處於過渡時期的中國的需要。擺在我們學生麵前的任務，就是融合中西文化的精華。”《編者的話》，《金陵光》第2卷第2期，1911年。3月。他們對“抬高英文貶低中文”的傾向提出批評，認為學生將成為教師和政治家，具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責任，必須學好中文，才能在講台和政壇上更有效地影響民眾《學習中文對於中國學生的重要性》，《金陵光》第1卷第2期，1910年。1月。；並為增加和改善國學課程多次發動鬥爭。而一般學堂中此類事件聞所未聞，相反，每每因為要求增加和改進西學課程發生騷動。
人們常常認為教會學堂是最容易產生全盤西化和崇洋媚外傾向的溫床，但事實上這裏的學生大都以救亡振興為己任，滿懷對古老文明的崇尚仰慕之情。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蘊涵著深刻的哲理，一般學生醉心歐化與教會學生珍視傳統，表麵上是對待中西文化態度的分歧，實質上雙方基點一致，目的相同，其差異決定於各自的具體文化環境不同。推崇傳統的教會學生並不否認歐化，他們對待民族文化的嶄新價值觀，本身就是歐風美雨蕩激的結果。而一般學生醉心歐化也不一概排斥傳統，那些啟迪民族意識，批評君主專製的文獻古籍，以及與近代觀念合拍的文學作品等被統治者視為異端邪說的傳統文化，就使他們興趣盎然。教會學生不滿於侵略勢力的奴化教育，一般學生則反感專製政府的奴隸教育，他們傾向相對而立意相通，所向往追求的，都是自身的缺憾補償。二者相輔相成，而不是相互否定，不能脫離具體背景，以其中一方的意見作為否定另一方態度的依據。在文化的衝突融合中，無論人們主觀意向如何，真正的精華都會被吸收涵化。青年。學生批判甚至摒棄傳統的偏激，並不會導致民族古老文化的淪落，而是在加強中外文化全麵接觸的基礎上促進民族文化的更新重建，使之再放異彩。
西學東漸和西俗東移由外力強製的客觀進程內化為主觀能動意識，有助於打破僵化的舊道德。作為維護與鞏固專製統治的精神支柱，傳統凝聚力與道德約束力相結合，不僅使封建階級振振有詞，也絆住了不少進步開明之士走向近代化的腳步。為了抑止青年。學生的西化傾向，維護固有傳統而鼓噪一時的國粹派由中興到末路的曆程，值得每一位有誌革新的中國人深刻反省。周而複始的循環產生一種怪象，經過長期衝突才為國人接納認可的洋新事物，很快又被心安理得地當作國粹去抵製新的舶來品，文化融合走著一條盲目痛苦的艱難曆程。曆史進步必然伴隨著舊道德的淪喪，這不是民族精神的衰落，而是複蘇振興的開端。
使學生陷入角色矛盾的指責不僅來自本國舊勢力，也來自域外的殖民主義者。英國報界指責中國學生的運動中“有一種毋庸置疑的趨勢，它不僅對英國的利益而且對中國自身孕育著危險”。對此中國留英學生曾專函予以駁斥，指出：“當學生們尚未接受新的或西方的知識，僅僅滿足於曆史悠久的古典文學時，他們就被譏之為‘古香古色發了黴的老古董’。而當他們認真地致力於掌握新的知識，以期有所成就，因而有時迫不得已對舊的知識略有忽視時，又說他們過於‘感情用事’、‘歇斯底裏’，並且全然拋棄了儒家學說的有益的克製和修養。”《1911年。1月25日莫理循致貝爾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683頁。其實，正如清政府的攻詆是為了維護其統治一樣，列強的態度決定於他們害怕中國學生的覺醒引起殖民體係的動搖崩潰。因為他們知道，中國學生的“大部分精力是用來在所有這些殖民地中削弱我們的權利，這些殖民地乃是英國貿易和英國利益的支柱”《1911年。1月26日姬樂爾致貝爾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688—689頁。。一位在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任職的英國人對留日中國學生的評論，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這位與20多名中國學生同住一個宿舍、很有正義感的宗教人士說：留日學生的形象常常被人們歪曲，他們並不是“一夥浮躁和輕舉妄動的人”，“大多數是認真思考的愛國者，他們對中國的需要有著異常清楚的見解，並且熱切盼望為祖國服務”。中國學生的躁動，在他看來正是列強瓜分掠奪造成險象環生所引起的強烈反應。《1911年。5月10日華萊士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上，第721—722頁。學生對世界潮流和西方先進思想事物了解得越多，民族意識和民族情緒就越加敏銳激昂，愛國救亡的行動就越急促。醉心歐化與追求獨立自強的焦躁情緒，不過是學生群強烈愛國熱情不同側麵的體現。在分析此類傾向時，應十分警惕與封建道德禮法緊密相連的傳統保守主義的侵蝕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