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過渡時代，新道德規範尚在重建，舊倫理標準又失其所據，麵對日新月異的社會變遷和層出不窮的洋新事物，人們不免感到彷徨。但以個性解放必不可免地派生衍化若幹流弊為由，把人們驅回舊樊籠，同樣隻能產生奴性而無法消除獸性。《中國日報》批評清政府壓製女學時說的一番話，既深刻又富有哲理：“今日之女學界者，丁新舊智識過渡之時代，舉五千年。女界專製之毒焰而掃除之。使一但文明裝束，放脫其平日外言不入內言不出之舊道範，蘭艾之雜投，在所不免。而世之仇視女學者，遂因而中傷之；一般之附和隨聲者，更得任意詆毀之。”雖然“防微杜漸，固所應爾，然使因噎廢食，則中國女學不興，即女權不振，二萬萬女同胞之脂粉生活，徒供男子玩弄之苦地獄，將何日而超脫也”。所以，“適際群疑眾謗之時，……不得不扶翼使進”《學界宜速設法以保全女學生名譽》，《中國日報》1907年。10月10日。。曆史進步就是在與既定道德規範的衝突中才能實現。
學生是推動社會近代化的重要動力，但他們自身並沒有完成近代化。學生們對傳統觀念的否定批判，明顯受到儒家文化意識決定論的製約影響，他們反對專製，向往自由平等，但權威崇拜心理依然根深蒂固。對此來自異文化環境的人感覺更加明顯。當時上海關的報告指出：“中國的古老體製完全是建立在權威上的，而隻有權威才能真正影響年。輕的學生們。”“中國教育的實質可以用‘權威’這一詞語來概括。”學生的不安與躁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舊權威失去光彩，新權威尚未樹立，心理失衡所致，這在本質上是權威崇拜的翻版。趨重實學的新風逐漸上升，而重理論輕技藝的舊習仍然普遍。學生們對課堂實驗興致勃勃，對實地見習則反應冷淡，“因為知識界的傳統是把手工勞動看作是卑賤的，因之常有高貴階級出身的青年。學生極其嚴重地忽視勞動的情況”。另外，雖然學生認識到通曉外語是直接接觸世界已取得的全部成果的關鍵，但“許多學生急於求成，他們在學習過程中沒有完全精通他們所期望的知識賴以傳播的語言工具”《海關十年。報告之二》，《上海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概況：1882—1931》，第96頁。。
更為重要的是，近代以來西學的傳入至此時仍集中在社會政治層麵，而學理部分還處於介紹引進階段，況且重在結論，輕視曆史和邏輯的發展過程。盡管教育領域已出現模仿西學的各種近代學科，實際上尚未消化吸收，形成獨立的學術體係，更沒有產生本土化的成果。像蔡元培所說追求學術文化的學生雖不乏其人，但他們的努力見效較慢，還不能引起社會的重視。因此，人們對於西學的接納缺少學理的嚴謹，未能真正貼近西方近代思想的科學精神。
處於新舊學交替過渡時期的青年。學生，由於未經係統嚴格的科學訓練，對社會政治層麵西學的接觸（或是從社會政治角度來接受西學）又缺乏堅固的學術基礎，對新知識新觀念的理解把握，往往受本位文化既有觀念的影響，不免模糊偏差甚至錯解，由此形成綜合缺乏症，表現於：一、認識上抽象認同多於具體理解，加上文化背景隔膜和習慣因襲作用，產生不少似是而非的倒錯意識。二、觀念行為上偏重於知識型的外觀模仿，缺少智能型的創新改造。本能的反應與理性的指導相混雜，在政治製度等較高層次上，便顯得力不從心。三、知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
社會變遷與文化素質的改善提高、科學思想的普及發展密切相關，學生對西學的了解能夠促其產生反對專製的衝動，卻不足以建立完備的新學體係，適應社會各方麵協調發展的需要。他們破除迷信，移風易俗，而掌握的科技知識過於淺薄。批判求雨者承認由於人多地氣蒸騰和敲鑼打鼓震動空氣就會下雨；介紹世界之最者說喜馬拉雅山高二萬九千英尺，“一英尺抵中國三尺三分”；解釋靈魂者用科學語彙大談玄學，令人啼笑皆非。參見《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集，第297—300頁。鼓吹發展實業之聲如雷貫耳，懂得經營管理和工程技術者卻寥寥無幾。空疏浮華之風為學生所抨擊，但要做到切實致用，並非輕而易舉。病因雖不在學生，病態卻妨礙其活動的社會效應，削弱他們的影響力和自信心。在改造社會的同時增強提高學生的自身素質，使人的近代化與社會變遷同步甚至突前進行，在近代中國具有迫切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