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青城素有開通之名，好社會公益事業。1901年。捐巨金創立潯溪公學，“規則一遵中學校”《南潯潯溪公學之衝突》，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10章，上海，1903年。版。聘請友人葉瀚擔任總教習。葉氏為戊戌乙巳間革政派的要角，與夏曾佑、汪康年。等人為親友，曾入張之洞幕府，戊戌期間與梁啟超、譚嗣同、陳三立、鄒代鈞、章炳麟等深相結納，辦報刊，開學會，興學堂。庚子先後擔任正氣會幹事長、中國國會臨時主席，密謀變政，後來又加入中國教育會，為溫和派領袖參見拙文《論庚子中國議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葉瀚受聘後，由龐青城資助，前往日本實地考察學校教育，並購置中小教育教科書及模型儀器等設備。葉瀚有一定的辦學經驗，他具體比較中日兩國的學務情形，對潯溪公學的前途憂心忡忡。1901年。底遊日歸來，“友人詢參閱所得及此後公學進行事若何”，他“蹙額對曰：‘彼國主持學校者皆專門才，且管理員資格在教員上。今中國乏此等人才，學生知識日進，而管理員以寡對眾，即在專家猶虞不給，況吾國為管理者又皆典夥蒙館先生，若何而可言教育？竊恐措置之難，首在乎是。雖然，吾必以身為的，盡力圖之。’”
1902年。春，潯溪公學正式開學，葉瀚“晝夜編譯講義外，尚兼顧管理員，與生徒調私事，日得眠僅三小時。雖資金無缺，然精神上之苦痛較辦速成時尤甚”。不久，因有人“忌生（即葉瀚）而謀孽於龐氏者”，葉遂“力謝去”葉瀚：《塊餘生自紀》，《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5輯，複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頁。。庚子後民權思想彌漫，在缺乏管理人才和行之有效的製度程序的情況下，該校學生實行自治，“學生中有議長，凡總理或教習有何命令，彼等皆得集眾公議服從或反對之”陶貽勳：《論學生本分》，《萬國公報》第168卷，1903年。6月。。由此養成習氣，反對來自任何方麵的壓製幹涉。是年。夏，總理龐青城偶爾對學生演說失言表示不滿，學生們便感到難以忍受，“以至相約解散”，並且“事前則以火以劍”《南洋公學退學生意見書》，《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情緒激動，行為激烈，從而導致開辦僅僅一學期的潯溪公學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學生退學風潮，被當年。11月集體退學的南洋公學學生視為“我國學生革命之舉”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10章。的先聲。
為了平息風潮，龐青城到上海邀請學者前往調停，杜亞泉亦在其列。杜氏早年。棄經解而習算學，1898年。任紹興中西學堂算學教習，又自習理化及礦、植、動物諸科學，兼習日文，均無師自通。1900年。中西學堂新舊兩派衝突，校董袒護舊派，身為新派的杜亞泉和蔡元培等憤而相繼辭職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359—360頁。赴上海，杜氏提倡科學，設立亞泉學館，發行《亞泉雜誌》，為中國科學期刊的嚆矢。次年。又將亞泉學館改名普通學書室，將《亞泉雜誌》更名《普通學報》。謝俊美：《普通學報》，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頁。杜亞泉與葉瀚、龐青城等頗有交誼，早就參與潯溪公學事務，葉瀚到日本為潯溪公學購置教科書和儀器設備，即由杜亞泉為之計議。葉瀚：《塊餘生自紀》，《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5輯，複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頁。調停的結果，原來的總教習辭職，龐青城改聘杜亞泉繼任。
杜亞泉接任後，“不辭勞苦，悉心擘畫，為學生參考計，實習計，辟圖書、儀器二館，又以傳達文化，恃印刷物，勸龐君購置印機及鉛字以備用”蔡元培：《杜亞泉傳》，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169頁。。並注重優選師資，“所請教員，均為一時知名之學者”蔡元培：《書杜亞泉先生遺事》，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60頁。。一時間潯溪公學大有起色，堪稱當時興學的典範。蔡元培說：“八月間，公學有運動會，舟於太湖，吾以客與觀焉。觀其學生之高爽活潑，而師生間若有無限之愛情。吾是時擊節歎賞，以為吾國學校界，以吾所見，殆無若潯溪公學之善者也。是時總教習某甲（即杜亞泉）、曆史地理教習某乙皆夙興夜寐，與學生共甘苦，出肺肝相示，學生情意，殆纖悉無不達者。學生時時演說，方議舉代表人，立自治會，吾亦嚐參議其間，頗聞學生有自由學堂之語。吾甚欽佩之。”
欽佩之餘，蔡元培鑒於葉瀚的前車覆轍，也有些擔心。他對杜亞泉說：“子之管理法，吾所甚佩也。雖然，子兼授理化、算學、日文文法等，太煩勞，吾懼不足以持久。”杜亞泉答道：“誠然。然餘無如何。餘之初任事也，教習自日文外，悉如舊然。國文教習某丙以招錄舊時跋扈之學生任譯事，總董不喜之，積不相能，遂辭去。理化教習某丁，與某丙相契者也，因是不悅，不事事，儀器館淩亂不可理，嚐詆學生曰：‘是皆《籲天錄》朋友也（是時杭州方發行《黑奴籲天錄》，言其性質如黑奴耳）。’殊不任受教，嚐積日不至講堂。餘不得已，恒代之。某丁終以不事事，無聊，亦辭去。餘友某戊，精於算理者也，餘已訂之矣，殆將至。”又說：“餘以普通學必以國文教授，餘欲於公學立國文普通學之基礎，近日不得不假道於日本，故學生無不授日文者。兩年。後當拔高材生二十人，分科編譯之。然新名新理，不能不取資於英文。”蔡元培點頭稱是。蔡元培：《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錄《蘇報》來稿），《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此文各種蔡元培文集、年。譜（長編）均未收錄。從內容判斷，是期《選報》的出版應晚於署期。其實風平浪靜之下潛伏著暗潮。學生認為該校辦理不善，“程度、製度不完，衝突者非伊朝夕矣，禍種久伏而思一泄。任事者不識甘苦，苛待學生，以至大衝突起”《南潯潯溪公學之衝突》，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10章。。與蔡元培的看法正相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