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此事的另一版本為：“英文分教溫緝周，學生所愛戴崇拜者也。日者謂學生曰：‘明年。將去，不克常聚首矣。’學生問其原因，溫以他言亂之。學生駭甚，然姑隱之不言。逮總教習請他人庖代溫君，學生遂謁總教，質之曰：‘溫師何故辭歸？師平日遇學生，平和謹婉，殊未嚐以壓力繩人。總教辭分教，必其與學生意見不合也。意見合而辭之，教學相長之謂何矣？’總教非特不是學生，且加以申斥，以為學生權利，不得幹涉此等事。英文師之所以辭者，總董龐青城言度支窘絀故也。因是學生積不平。總教複有夷視學生及種種野蠻語，召學生之怒。”《南潯潯溪公學之衝突》，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10章。其中關於溫不以壓力繩人之說，顯然是針對總教習杜亞泉對待學生的態度而來。
對於溫緝周的“平和謹婉”，杜亞泉早有意見，八月潯溪公學開運動會時，他就告訴蔡元培：“餘意英文教習必須有教育思想，與餘輩同宗旨者，與共商榷茲事。今英文教習某己，文學頗深，然甚冷淡於教育。學生已界三級矣，而每日止能任三時，每周止能任五日。自授課外，日與善粵語之某司事沽飲市樓。任事一二周則必回上海一次，曠日殆亦一二周，於公學甚不宜。餘意欲易以資格稍淺而肯留意普通教育者。”蔡元培：《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錄《蘇報》來稿），《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則學生覺得易於相處的原因，在校方看來不免放任。
與杜亞泉交涉不果，學生不肯善罷甘休，“有誌者相謂曰：‘學堂者，因培植人才而立也。故有國民之資格者，然後可興學堂，有國民之思想者，然後可入學堂。反是焉，水火未有能相濟者也。總董以數萬度支，創建學堂，而教習盡頑鈍，學生似奴隸，何樂而戀戀於此？講形式而不求實際，縱讀破十年。經窮白首，其何能成？學而不成，毋寧不學。往哉休哉，此學固非唯一之學堂也。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善者正多，何地不可容身哉？’眾紛議不能決，卒曰：‘質之總董以後，欲去則去，欲留則留，毋狐疑猶豫也。’遂舉代表，偕訴總董。總董大驚曰：‘吾何曾有此意見哉？無已，吾為汝等調停之。’於是學生知總教之詐，而怨聲益甚，遂相率歸”《南潯潯溪公學之衝突》，愛國青年。：《教育界之風潮》第10章。。
國民與奴隸，是戊戌後梁啟超興民權的重要概念，立憲為國民，專製為奴隸，學生既然將矛盾上綱上線到如此程度，與校方的衝突便開始升級，他們先“邀英文教習至花園，語以明年。必無去，且要以簽字”。隨即35人聯名致公函給總董、總理及總教習，“言明年。辦法，要求四事：一宜請理化、算學專科教習；二宜留英文教習某己；三每日課程太繁，宜酌減；四宜增購新書”。其實學生的要求與校方的原定計劃相去不遠，隻是雙方缺少溝通，互不知情。杜亞泉稱：“蓋所延算學教習某戊，初訂七月到學，後以鄉試故，展遲兩月，九月到學。後以試榜未發，心搖搖不肯上班。及榜發不中，又牢騷不上班，忽支兩月脩赴上海。餘馳書誥之，答書遂辭。故算學尚未有教習，餘仍自任之。然明年。理化教習，則餘已訂定某君，學生蓋未之知，故有第一條之請。餘於是告學生以第一條必能如諸生意；第二條餘意頗不然，然諸生既心服教習某己如是，亦可商量；第三條餘意亦然，必酌改；第四條尤易辦也。學生亦無甚不悅。”蔡元培：《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錄《蘇報》來稿），《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盡管有組織和提條件往往是衝突擴大的征兆，雙方聲氣一旦相通，矛盾還是有所緩和。
起因之三，為校方變更考試獎品。此誠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英文教習而起衝突的翌日，季考案（一說為月考）揭曉。八月運動場期間，總董龐青城曾獎勵體操優勝者以銀牌。“方此案未發時，亦有獎銀牌之說，後忽中變，欲無獎。”杜亞泉認為：“無獎決不可。”改獎鉛筆洋紙簿等。“及給獎，凡十名，其四已以病回裏。而某辛忽稱鉛筆不佳，欲售之於司事。司事不受，乃折而棄之，並強出其餘諸人所售者，亦折而棄之，狼籍滿地。”杜“乃集某辛等五人，告以‘褒賞之物，以學校名義褒之，所重固不在物。今如是，是大傷校友之感情，汝等宜自知過。’某辛等不服曰：‘學校以是等粗惡之物褒賞，是既傷我輩感情。且我輩既受此物，則我所有權得自由處之，先生不必過問也。’及夜，又招某辛等勸諭之，終不肯認過。餘於時甚灰心，因發一紙，大意謂：‘師生之間，在情感與心服。今某辛等護前不變，大反此旨，餘不願再任是職，已告退，並函辭於總董。’未幾，學生詣日本教習所，稱：‘某甲不稱總教職，已辭去。然君幸毋俱去。’又上書總董、總理，言：‘某甲不稱總教之職，學生已不認為總教。前所要求四事，請徑由總董、總理安排之。’”蔡元培：《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錄《蘇報》來稿），《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