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進而對學生的狀況概括分析：“雖然，吾非欲以此一派概學生社會者。吾嚐分學生為三派，第一派前所舉者是矣。第二派則其人穩練而堅忍，以為世界強權，必當在學問家之手，我輩惟當以學問為目的。誠知吾學之成，不保不在國墟人奴之後，然吾之不學，則決非可以救此墟焉奴焉者。是故我孜孜為學而已。外界之衝因，苟非於我目的之學問有直接大關係者，或應之而反［於］我所目的之學問有障礙者，我皆慎避之而不為所動。至第三派則無目的無意誌，盲從而動，盲從而靜，凡各學校佹出佹入者皆是也，可以無論。吾故即前之兩派，以甲乙別之，而論究其效用及性質及陶鑄之所。吾嚐譬之於鐵道營業，其所最要者在軌道汽車之材料固也。雖然，車軌所經，或阻以巨岩，則不可不先求爆裂之藥轟去之。製造爆裂之藥，決非可假諸軌材車材之工若器者也。使其為之，則微特其藥不成，且將並其所以為軌焉車焉者，而悉受其累。故其事不可以不分職。吾前所謂乙派者，猶造軌造車之材料也，其性質喜專一，喜研求，喜守規則，喜循課程，得寸得尺，日知而月無亡。若此者，於茲之公學為最宜。不觀外國之苦學界乎？其充苦工也，受屈辱奪時間，其與吾國學校之所謂壓製淩侮者何如乎？而然且為之。故其人不難於位置。
至於甲派之學生，則爆裂之材料也。其性質喜理論惡實驗。喜涉獵惡記誦，喜頓悟惡訓致，喜自檢束，不喜受人檢束，喜自鞭辟，不喜受人鞭辟。此其人宜自集其同誌為一學社，延其所心服若吉田鬆蔭、西鄉南洲之流而師之，不拘拘於學科之常例，而要以淬厲其誌氣，增長其識見為主義，則他日必當為我國革新之先導者。吾竊怪此派之學生不審量於選擇學校之始，乃於既入以後，憤憤於學校之不適我意，欲攛取其學校之權力而把持之。顧不知官立學校與政府一致，既不能傾政府，何以傾學校之政府？至於私立學校，其出資費者既不能如孟嚐、信陵之流傾家財養死士，為義聲之首唱，而僅僅出其歲入若幹分之一，以立一普通學校，其意固可知矣。學生非社會黨員，惡能占據其所有權而處置之，此其希望之必不能達者也。而各學校之收錄學生也，亦往往不問其程度。其中有甲派者若幹人，則日日以其政治思想、權利思想，欲小試之於學校之中。其人必工文詞，長舌辯，能鼓動非甲派之學生以盲從之。而政界之影響，即非甲派之學生亦受之，而不能不微動者也，以故恒不免為所鼓動。此各處學校衝突之大原因也，吾得斷之以學校與學生程度不合。吾嚐於日本留學界之衝突持此議，於南洋公學之衝突持此議，今及此而三矣。”蔡元培：《潯溪公學第二次衝突之原因》（錄《蘇報》來稿），《選報》第35期，1902年。11月20日。
蔡元培的分析，以南洋公學風潮的前車為鑒，緊扣學界的脈搏。庚子以後，海外留學生和華僑因為勤王運動失利的刺激，試圖跨越保皇樊籬，發出一片“言革”呼聲。以至並不情願“革命”的徐勤也不得不附和，並且告訴康有為：“今日各埠之稍聰明者，無一人不言革命，即現在同門同誌，同辦事之人，亦無一人不如是。即使強製之，口雖不言，而心亦終不以為然也。至於東中、米中遊學諸生，更無論矣。”1902年。4月《徐勤致康有為書》，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編：《康有為與保皇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0頁。青年。學生目睹中國內憂外患日益加劇，朝不保夕，而所受學理與社會現實又彼此衝突，理想難以實現，加上海外流亡者和留學生乃至國內的新知識人大量譯書辦報，鼓動變革，將激進情緒廣泛傳播，國內學界也出現了政治情緒普遍激進化的趨勢。《教育界之風潮》所收錄的南洋公學學生演講記錄，“革命”、“共和”、“破壞”、“自由”、“流血”等等，已成口頭禪，幾乎人人都有天下己任，時不我待的豪情壯誌。潯溪公學學生同樣受到外界和輿論的感染刺激，黃遠庸其時便讀福澤諭吉論集，對所論為人當獨立自尊之說頗有感悟，“因譯寫其訓條十餘於壁”。其大病將死之際，竟能以勸人“盡其國民天職之機會”而得消除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