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他的名氣已經很大，但仍居住在西南城角平民區的簡陋住宅裏，院中隻有北房數間。後來，在左側靠大門的地方，加蓋了幾間廳房，右側又蓋了兩間廂房，勉強湊成一個三合院。
有一年，張學良將軍慕先生的大名，以少帥的身份，開著汽車，帶著隨從前去拜訪，汽車在土路上跑了幾趟，也沒有找到先生的“校長公寓”。
事後，張學良驚歎說：“偌大大學校長居此陋室，非我始料，令人敬佩！”
伯苓先生一生不蓄私產。他經常說：
“我用不著攢錢。”
“我不能給孩子們留錢，他們錢多了，就不想做事。豈不是害了他們嗎？我教他們一些德行，就夠他們一生享用不盡的了。”
南開中學成立時，董事會給伯苓先生規定的薪金是每月大洋180元。後來，大學部成立，董事會重新給他定薪。他卻說：“中學部已給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加薪了。”
最後，還是由嚴範孫先生出麵，給他強加了大洋100元。可是這筆錢，先生從來沒有往家拿過，一直存在學校裏，作為替學生作保的賠償金。
據說，伯苓先生的薪金，在全國大學校長中一直是最低的。
伯苓先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從不追求奢華，總是衣著整潔，樸素大方。
他終年身著藍色或灰色布質長衫，隻不過是按季節換以單、夾、棉而已。隻有貴賓來校或宴客時，才換上西裝或綢緞的長袍馬褂；若外出辦事，還要按天津人的老習慣，在外麵罩上大衣或布衫，怕的是衣服被蹭髒了或刮破了。
先生的嘴邊上經常掛著一句玩笑式“名言”：“勤梳頭，勤洗臉，就是倒黴也不顯。”
“七七事變”前，伯苓先生應聘為天津比商電燈電車公司的董事，前後達30年。公司每月給他一筆車馬費，先生便把這些錢分給為南開服務多年的老職員。
他說：“他們工資低，責任重，而又忠於職守，家庭困難。我要這錢沒用，應該送給他們。”
伯苓先生經常對學生說，他絕不做官，而是要一心辦教育。20世紀20年代，政府有鑒於伯苓先生的崇高威望，希望他出任教育總長，或天津市長，先生均力辭不就。
在中國，讀書、做官、享受富貴尊榮，是許多人孜孜以求的。但伯苓先生大不以為然，他經常告誡學生：“不要愛錢，夠用就行了。”
他非常痛恨存在於各處的腐敗現象，他對學生的要求是“不腐化，不落伍”。
他還說：“一個人隻有到死的時候，才會腐化，活人是應該不腐化的。”實際上，這句話是暗指那些社會上腐化墮落分子，不過是沒有人味兒的行屍走肉。
當時與南開同一時代的大學，有曆史悠久的北大，有經濟充裕的清華，而南開則隻是一個私立學校，兩者皆無。
但是，南開有一位清廉剛正的校長，他能用極少的錢辦很多的事，所以，經費的短缺並不能阻礙先生發展南開的雄心壯誌。
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由於伯苓先生“清逸的風度，敏感的觀察，永恒不息的熱心與毫無汙點的人格”，終使南開成為名噪寰宇的學府。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那麼教師究竟“傳”的是什麼“道”？
我們每天都在教育學生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人、要做個踏踏實實的人、要做個清清白白的人，這個“道”，就是“正道”，就是“清廉”！
走正道，做真人，求清廉，是每個教師對自己學生的要求和願望，也是教師本身必須遵守的人生信條！
如果教師不清廉，就會使教師所有傳道的內容，都讓學生難以接受，從而影響教育效果；會使學生形成不健康的世界觀、人生觀；會使自己在學生麵前、心中威信掃地；會使社會，尤其是學生家長對學校的教育質量產生質疑，影響學校的聲譽。
即使個別的老師一時得逞，也會因為自己的這點過失，叫學生記住你一生，並且隨著學生的離校，這種過錯將終生無法改正。得到的是蠅頭小利，失去的卻是教師高尚的人格、人們對教師的信任和自己在學生、社會中的威信，代價可謂大矣！
所以，教師應該時刻牢記，自己是“真人”的楷模，名利、金錢都是身外物，如過眼浮雲，不值得貪戀，即使生活再艱難，也絕不能把欲望之手伸向學生，伸向教育！
清廉從教，已經成為這個時期對師德師風的新要求！
教師一定要加強自身的修養，在教學過程中，不斷自省、自律，轉變舊觀念，增強服務意識，遵紀守法，遠離貪婪和欲望，時刻保持清正廉潔，抗腐拒變，把“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實實做事”，當成自己的人生座右銘！
安貧樂“教”
“一襲長衫，兩袖清風”，自古以來，教師一向都是這樣的清貧形象，可是如今許多教師都在向致富的方向而努力，艱苦樸素已經成了寒酸的代名詞，誰還肯君子固窮、安貧樂“教”呢？
誠然，教師追求豐裕優越的生活條件沒有過錯，但如果把高質量的生活變成一種奢侈的生活，如果把財富的積累當成教師的個人目標，那一定是大錯，甚至是罪過。